中西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

    一、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来龙去脉

    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是伴随中西交往而出现的一个研究领域。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东来，欧洲进入国人的视野。鸦片战争以后，被战争惊醒的个别士人从战争的硝烟中嗅到了不同寻常的信息，睁眼看世界。不过，不管是《明史》的编撰者，还是徐继畬、魏源，他们都没有去过西方，也不懂西文，所写著作基本上都是依赖一些二手的材料编纂而成，他们的著述还是属于传统学术的范畴。

    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学术研究是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陈垣开启了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和汉语基督教文献整理工作，张星烺撰著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是中西交通史这门学科诞生的奠基性著作，冯承钧为中西交通史这门学科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

    新时期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发展势头。其发展趋向表现出三个特点：一是与区域国别研究结合。二是与国际汉学研究结合。三是跨学科之间的相互合作。从最近三十年来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显示的新趋向可以看出，它已突破了过去那种比较个人化的小众作坊格局，构建了新的规模型的、兵团式的研究阵势。

    二、中西交通与相互认识

    人类之间的相互关系始于两大概念：一是地方，一是交通。东西方概念在古代相对比较简单。所谓中国人的西方与西方人的东方，这一对称概念在双方没有发生交集以前，它只是一对邻近的区位概念。中国人最初的西方概念即所谓“西域”，不过是指今天的新疆、中亚、西亚一带，随着印度佛教的东传，作为佛教圣地的天竺（印度）才进入中土汉人的视野。古代希腊、罗马人的东方（the Orient）概念，最早是指与其接近的古代埃及、巴比伦、土耳其、北非、西亚地区，近人称之为近东、中东。“东方”与“西方”是欧亚大陆两端相互对峙、互称对方的一种人为的名称。

    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地理大发现将世界联系在一起，西方航海家、传教士东来，先后向东到达印度、爪哇、吕宋、中国、日本等地，西方人的东方观念才有新的拓展意义。与此同时，中国人也向西航行，经过东南亚，到达印度、西亚、北非，郑和下西洋走的就是这条航路，中国人遂有了模糊不清的“西洋”概念。中国的“西方”与欧洲的“东方”真正有了彼此地理学上的对称和交集。

    三、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与动力机制

    自古以来华夏就重视文化交流。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内容主要发生在物质文化层面。通过经贸往来实现双边的互补，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销往海外，运往欧洲；西方的珍宝、玻璃、珐琅、钟表运往中国。所谓丝绸之路即是连接东西方的主要贸易通道。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宗教。佛教入华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第一次大交汇，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天主教自元朝以后进入元大都，但信众较少，且局限于非汉族族裔。晚明以后，天主教再次进入中国内地，其影响力播及京畿、江南、甚至蒙古边塞。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为了获取中国社会的信任，他们不仅传教，而且承担其他方面文化交流的功能（如科技、美术、音乐方面的交流），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又一次高潮。

    战争是文化交流的一种特殊形式。通过战争，人们对交战双方的实力、科技、制度有了短兵相接的近距离比较，并对自身的短板有了切肤之痛的认识。战争塑造近代文明，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与思想启蒙，多与近代中外战争的冲刺有着密切的关系。

    四、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经验

    文化必须交流，交流可以带来新的文化元素，互通有无，相互促进；交流可以产生新的文化刺激，相互对照，取镜对方；交流给人想象的灵感，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交流是文化发展的必要途径，也是最重要的方式。任何优秀的文化只有在交流中才能获得验证。如何交流又颇有讲究，一部中西文化交流史，实际上也就是文明互鉴的历史。

    首先，对外来文化采取包容、开放的政策，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必要取径，对自身的文化发展有利。“有容乃大”可以说是儒家文化的重要思想原则，也是古代文化交流的理论支撑。其次，文化交流要占住制高点，就要走出去、迎进来，掌握对话的主动权。文化交流要有层次感，真正深度的文化交流都是在高层次展开。第三，在文化交流中，学会发现对方的长处和优势，认识自己的短处和短板，从他者的眼光中学会取长补短。第四，交流不是交易，但交流的确包含交易的成分，所以交流也有成本计算的问题，有时甚至所占比重很大，交流自然面临交易成本的计算。不讲成本计算的交流必然要付出代价。不计成本的交流，不仅浪费人力、物力、财力，不可持续，而且还会留下后遗症。第五，文化交流是各取所需，发现为我所无、为我可用的东西，因此如何利用这是一个问题，它面临一个中国化、本土化的处理。

    （《东南学术》2025年第6期 欧阳哲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