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应该已经知道人工智能和新兴技术是很重要的，但你确定知道人工智能和新兴技术有多重要吗？
在深耕于相关研究的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鲁传颖教授看来，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快速发展，助推网络成为新时代数字社会的基建底座。中国近年来在网络安全领域的一系列战略部署，实质上是面向新兴技术、加快推进国家网络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筑牢屏障之举。未来五年，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与治理理念的竞争，或将成为中美两国在这一全新赛道上的关键角力点。
“开源”是中国的技术生态选择和治理理念特色
记者：在统筹数据发展与安全的基础上，我们如果要发展新兴技术应该对网络空间的“开源”持何种态度？
鲁传颖：简单介绍一下“开源”。最初技术社群出于非商业盈利目的，将自己的代码或者其他技术数据放在网站上，供大家去使用、完善，类似“众筹众建”模式，这就是理想状态下的“开源”。计算机技术早期从开源发展起来，闭源则是相对开源的一个概念。
开源涉及不同的领域，我觉得现在中国在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鼓励“开源”，这与国家发展需求联系紧密。目前，美国的大模型企业以闭源为主，包括OpenAI。从名称上看，OpenAI一开始是想做“开源”技术，服务所有人，之后为了商业盈利逐渐转为闭源。中国稍晚进入大模型领域，在算力和数据上与其他国家存在差距，但受益于开源实现发展壮大。在中国的发展语境中，“开源”从单个模型的技术选择变成了整体的生态选择。现阶段它可以集各家之长，不仅有利于提升水平，还可以助推快速扩散，将中国的技术路线迅速推广。
记者：那除了技术取向，中国在倡导开源的过程中是否也会有“共享发展”的理念考量？
鲁传颖：我觉得是有的。理论上看，大模型技术发展到最后必然带来一种依附关系。没有能力的国家只能使用他国技术，也不能随意更改。开源在整体上有利于技术扩散，也有利于“技术平权”，从这个意义上就回到了互联网先驱们的“开放共享”理念。美国那条道路上，所有人到最后只能使用美国技术，让美国盈利，但使用者会缺乏安全感。
我认为，中国应该坚定地走开源的道路，走跟美国不一样的路线。此前中国政府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就体现出“开源”理念。可以看到中国积极主动加强能力建设，通过这类国际组织帮助其他国家建立人工智能的发展能力，同时分享提供我们的最佳实践案例、“共享发展”理念等。
记者：在这种背景下，您觉得中国未来的人工智能发展将面临哪些问题和困难？要如何更好地统筹发展与安全？
鲁传颖：现阶段，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站在了全球第一阵营，这是我们的一个优势，但也面临不少挑战。
技术层面，中美双方在持续竞争，中国获得第一阵营的地位才经历一年，随时可能发生变化。去年初，DeepSeek出来后，从华尔街、硅谷到CNN新闻媒体，美国人都在严肃认真地讨论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第一个挑战就是中国能不能保持着竞争速度，坚守住第一阵营。
第二个挑战，我们在人工智能生态领域的构建上，不仅强调技术，还关注应用和治理层面。很多AI应用在推广上存在困难，即使创新了技术应用场景，但还要考虑可能存在的风险隐患，比如伦理规范、安全威胁、就业影响。所以中国一方面攻关核心技术，另一方面则是推进人工智能的“向善”应用。
第三个挑战是战略选择，中国的大模型企业不能只盯着国内市场，要在全球视野下与美国竞争。我觉得，中美之间的根本差距，不完全取决于技术的先进水平，还受到技术的市场分布影响。人工智能技术的商业价值很重要，它通过使用不断产生数据，推动技术的迭代发展。我觉得，技术最后能够走多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多少人能够有效使用。美国企业会考虑到除中国以外的六十多亿人的市场，中国企业如果只是在国内十多亿人的市场中发展人工智能，难以持续产生技术的增量效应。
我们现在要“走出去”，正面临着外部环境诸多压力。同时，全球南方国家很需要中国的技术支持，双方能够实现双向奔赴的发展。非洲国家有广阔市场，但是基础设施不完善。人工智能企业要出海，只有服务全球，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综合性发展。如果用户数量无法跟美国企业相比，技术再先进也会失去后劲。
人工智能的应用层面是未来国家竞争焦点
记者：那您觉得未来中美双方在人工智能技术上的关系会如何发展？带来哪些社会影响？
鲁传颖：虽然现在竞争比较多，但是我觉得最后可能还是一个共存的状态，谁也没法取代谁。
我们说电和水属于基础设施元素，互联网也是全球性基础设施，人工智能有潜力成为新的全球性基础设施。而且它的渗透性强，赋能领域比互联网广阔。目前全世界只有几家大模型企业，发展到最后可能中美两国各有一两家大型企业，中美两国的人工智能企业可能成为未来基础设施服务的提供者。其他国家为了避免完全依赖某一国家的人工智能技术，会有选择性地在不同领域使用两家技术服务。所以，最后可能还是中美两家人工智能技术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时代，局面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我觉得技术层面很难再实现确定性的突破，你再去卷算力、算法，很难确定下一个突破点。应用层面是现阶段的竞争重点。你怎样让全球更多的人来使用你的产品，能够成为全球性基础设施，才是重点。即使某一人工智能技术未必会成为通用人工智能，但是这种大规模使用会发挥人工智能的作用，赋能千行万业，反过来去推动通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
我个人觉得中美两国的竞争沿着这条逻辑线，或许五年就差不多能揭晓结果。未来的世界可能随之发生巨变，但不完全是科幻式的“巨变”，而是悄无声息地从千行万业的底层逻辑改变每个人的生活。
记者：这次《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到未来五年要努力让“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快速突破，并跑领跑领域明显增多”，在人工智能发展的维度上如何去看待我们的这项目标？
鲁传颖：中国人一直喜欢把历史周期拉长去看，有些人觉得鸦片战争以后我们就落后了。但是如果你把历史周期分阶段，从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服务开始，中国在很多领域起步并不晚，甚至是相对领先的，“并跑”“领跑”的目标规划并不是毫无依据。
人工智能领域是数字技术领域、虚拟领域，它的发展首先取决于技术信息传递的速度。在这个领域，我们跟美国之间的差距一直相对较小。美国那边出现技术突破，能够很快扩散到世界各地。其次，技术突破不再完全依靠知识积累，而是点状的创新，这让中美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较量。最后，中国相关领域的优秀人才很多，既有战略性科学家，也有年轻的技术精英，再加上中国政府愿意去发展技术解决社会问题，以前瞻性眼光来谋划科技发展战略，对“技术赢得未来”怀有笃定的信心，这才使得我们的“并跑”“领跑”有十足底气。
（《解放日报》2.10 朱玲珑 郭泉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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