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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诗经》“硕人”的风姿，到月宫“嫦娥”的倩影，从王羲之“写经换白鹅”的雅事，到骆宾王“曲项向天歌”的童真，一只“鹅”，装进了中国人的精神意趣与处世风骨。
要了解鹅的文化意趣，得先从“鹅”这个字说起。《康熙字典》解释，“长脰善鸣，峨首似傲，故曰鹅”，短短一句话，把鹅的模样与性情都写得很分明了：长长的脖子，响亮的鸣叫，昂首挺胸的姿态，活像个傲气的君子。
为什么偏偏称之为“鹅”呢？这里实在藏着先民造字的巧思：“鹅”是形声字，左边的声旁是“我”，在古汉语里，以“我”为声旁的字，多半有高、大的意思。比如“峨”，是山的高峻，李白写“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蜀道难》）；再比如“娥”，指的是身材高大的美女，《诗经·卫风·硕人》写卫庄公的妻子庄姜，“硕人其颀，衣锦褧衣”，说她身体壮硕而修长，虽然外面罩着朴素的麻衣，但仍然气度不凡。你看，“娥”与“鹅”读音相近，意涵也暗合：“鹅”的长颈高首，不正是“娥”的姿态？而“娥”所代表的美好与高洁，又给“鹅”添了风度与雅韵。传说中尧帝的女儿、舜帝的妻子叫“娥皇”，想来她应该身体康健高大、贤淑端庄，所以成了古人心中贤妻的典范；而月宫里的仙子“嫦娥”，也一定高大而美丽，否则怎能抵御那碧海青天的清冷与孤寂？她们名字里的“娥”，与“鹅”的声韵相通，仿佛连带着把鹅也从普通家禽里拎了出来，多了几分不凡的气质。
如果说文字里的鹅是纸上风雅，那文人与鹅的故事，便是笔下风流了。最有名的要数王羲之“写经换白鹅”的典故。书圣王羲之对鹅情有独钟。《晋书·王羲之传》里记载，山阴有个道士养了一群好鹅，王羲之见了就挪不开脚，非要买下。道士笑着说：“你若为我写一部《道德经》，我就把鹅全送给你。”王羲之欣然应允，挥毫泼墨写完经书，提着鹅笼，高高兴兴回了家。这一趣事后来竟成了文学史上的典故。“右军鹅”“写经换鹅”等语词也逐渐成为书法佳作或文坛雅事的象征。
后人总猜，王羲之为什么爱鹅呢？有人说，他是从鹅的姿态里悟出了书法的真谛。你看鹅转颈时，脖颈柔韧有力，提笔运腕时，不正是这种刚柔相济的感觉吗？清代学者陈熙晋在《骆临海集笺注》里为《咏鹅》这首小诗作注时说：“（鹅）又喜转旋其项，故古之学书者，法以动腕。羲之好鹅者以此，亦取其自然而有行列。”想来王羲之观鹅时，见它低头饮水、昂首鸣叫，脖颈转动自然流畅，便把这份“自然”融进了书法，增添了笔下的灵动和飘逸。
也有人说，王羲之信道教，道教徒炼丹时怕丹毒伤身，而鹅肉能解丹毒，他养鹅是为了滋补身体。这些说法，终究少了几分文人雅趣。王羲之是一个率真洒脱的人，他爱鹅，大抵是爱鹅的那份自在与傲气。它想叫就引吭高歌，想游就拨水而去，那不卑不亢的姿态，正合了文人骨子里的清高。
王羲之的“鹅”是雅的，而七岁骆宾王笔下的“鹅”，则充满童趣。相传，骆宾王小时候跟着祖父读书，一天家里来了客人，见池塘里的白鹅游得快活，就逗他说：“你能为这一群鹅写一首诗吗？”骆宾王盯着鹅看了片刻，脱口而出：“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诗之童趣不言自明，而诗之气韵更值得品味。浮于碧波之上“曲项向天歌”的白鹅，像个有风骨的人，不卑不亢，既不弯腰讨好，也不盛气凌人。让人想起《后汉书·酷吏列传》里的“强项令”董宣，光武帝要他给湖阳公主磕头谢罪，他却双手撑地、脖颈挺直，宁死不低头。鹅的鸣叫本是自然之声，可诗中的一个“歌”字，就把它写成了有心意的表达，不是抱怨，不是哀求，而是对着天空放声高歌，像在诉说心事，又像在宣告志向。这首小诗如一个伏笔：后来骆宾王写《讨武曌檄》，笔下“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的慷慨激昂，不正是“向天歌”的少年意气，在成年后的绽放吗？
文人笔下的鹅是风雅的，而在老百姓的生活里，它更像是务实的君子。《禽经》里说“鹅鸣则蜮沉，养之园林，则蛇远去”，意思是鹅的叫声能吓跑害虫和蛇。古人常把鹅养在院子里看家护院，因为只要有陌生人靠近，它们就扇着翅膀冲过来，伸长脖子“嘎嘎”叫，比狗还要尽心尽责。
有意思的是，在古代的婚礼中，鹅竟然也扮演着“婚姻使者”的关键角色。上古婚礼有“六礼”，除了纳征送币帛，纳采、问名、纳吉、请期、亲迎五礼皆以雁为礼物。古人选雁为礼，一取其冬去春来不失时节，喻指女子应时而嫁、婚期守信；二取其飞行有序，象征嫁娶长幼有序、尊卑不乱。可是，雁是野物，非时难觅，于是古人便以鹅代雁，毕竟鹅也是由雁驯化而来，且形态又极为相似。
以鹅代雁作为女婿觐见之礼，最著名的莫过于松赞干布向唐太宗“进献金鹅”的故事。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太宗将文成公主嫁给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贞观十九年（645年），太宗伐高丽回师，身为女婿的松赞干布派使者上表庆贺，称“天子自领百万，度辽致讨，隳城陷阵，指日凯旋……雁飞迅越，不及陛下速疾。奴忝预子婿，喜百常夷。夫鹅，犹雁也，故作金鹅奉献”（《旧唐书·吐蕃传》），于是献上高七尺、可盛酒三斛的黄金铸鹅，既践行了女婿见尊长的“贽见礼”，又尽显诚意与智慧。这份古礼的余韵，至今仍在南方一些地方流传，比如四川凉山一带，端午节女婿送鹅的习俗依旧盛行。“送鹅”谐音“送我”，藏着含蓄的心意，女方家长若收下这只鹅，便是默许了这门亲事。
细想下来，中国人对“鹅”的偏爱，不只是它的模样或用处，更是对它身上所蕴含精神的共鸣。那是“峨”一般的挺拔，宁折不弯；是“娥”一般的美好，纯粹高洁；是文人不趋炎附势的雅趣，是少年不怯懦退缩的锐气，是礼仪中守信有序的庄重，也是民间烟火缭绕的生机。这只从先民造字时便被赋予期许的家禽，走过笔墨丹青，走过红妆礼聘，走过寻常庭院，早已不是单纯的生灵，而是化作了文化的印记。
（《光明日报》1.30 朱子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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