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哲学引介与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起步

    中国学界在晚清正式接触柏拉图思想。相较近代西学而言，古典西学在晚清西学东渐中并非主流，而在古典西学内部，亚里士多德哲学又因其与近代哲学与科学较多相通处而更易为中国学人接受。时人虽已接触到柏拉图哲学尤其是《理想国》的部分观点，但往往仅将其作为思想背景零星提及。整体而言，柏拉图哲学在晚清中国的西学东渐中的处境十分边缘。由于柏拉图哲学远非能够快速改造中国社会的“灵丹妙药”，柏拉图哲学的形而上学倾向也对当时学人造成了接受上的困难，因此当时学人往往无意亦无力深入柏拉图哲学。

    1920年前后，在新一轮引介西学的热潮中，学界逐渐萌生了对古希腊与柏拉图的兴趣。周作人是大力传播古希腊思想文化的第一人，吴宓与学衡派则成为传播古希腊思想的主阵地。吴宓与学衡派激烈反对当时西学研究中的趋时附势、不顾经典的情况，转而强调西学精粹全在古希腊经典，理解西学必须从古典根基处入手。在学衡派的大力推广之下，柏拉图对话的汉译得以展开，学界逐渐形成一股研究古希腊和柏拉图的热潮。这股热潮尤其发生在美学和文艺研究领域，朱光潜、宗白华、李长之等人对柏拉图推崇备至，柏拉图哲学、美学和中国先秦思想的比较研究盛极一时。

    中国近现代学界的西学引入和比较研究并非书斋里的学院行当，而是有着强烈的现实指向和社会意图，其最终目的在于建设中国自身的“新文化”、通向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对于学衡派及受其影响的一代学人们而言，中国的新文化一方面需要全面吸收西学，另一方面又要激活自身的文化传统，进而将新文化建立在自身传统之上。在李长之、宗白华看来，中国需要一场自身的文艺复兴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必须充分激活儒家的思想资源，而欲激起中国自己的文艺复兴、文化复兴，必须全面理解作为西方思想之根基的柏拉图，柏拉图哲学成为改造当时文化之清浅流弊、迎中国之文艺复兴的最重要的武器。

    西方哲学、尤其是古典西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从一开始就与中国本土语境紧密相关。中国学界对柏拉图和古典西学的接受在其开端处就是立足中国语境、面向中国问题的，中国近现代学界对柏拉图和古希腊哲学的接受史同时是一部比较哲学史、比较学术史，是解决中国文化问题、寻求文化出路的历史，更是追求独属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的历史。

    对于从吴宓到李长之的一代学人而言，不论是如道学先生般只强调复古，还是如新文化派般只强调求新，都不是中华文化复兴、民族复兴的真正方向，一味复古则无法通往现代，一味求新则国粹尽失、且会重复西方现代性的困境，中国的新文化既要“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又要从整体上理解与吸收西方文化，尤其是从古典根基处理解西方文化，唯其如此才能通往既融通西学、又区别于西方的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厘清柏拉图哲学在中国近现代学界的作用与影响，有助于阐明古典西学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建设中发挥的历史效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起步绝非仅仅关乎于近现代西学的引入，而是同样与古典西学紧密相关。中国近现代学术界的这段思想历程，对今日中国人文学术、乃至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引意义。

    （《东南学术》2025年第5期 蒋述卓 吴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