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与田慕周的师生情

    梁漱溟和田慕周有一段半个多世纪的师生情。这份情谊是基于他们共同的理想，还有那份相似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田慕周是河南开封人。田家从清同治到光绪年间，在短短12年里，一门出了三进士，名扬汴梁城。田慕周是在北京读的中学，后考入燕京大学法学院，于1932年毕业。毕业后，他到军政部航空署工作，因检举上司贪污被迫离开，1933年，到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实验基地——山东邹平乡村建设实验区学习和工作，就此开始与梁漱溟的师生情谊。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之路

    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的一场建设实践受人瞩目。总设计师和总建设师是梁漱溟。他认为，乡村是中国社会的根基，强国富民“必走乡村建设之路者，即谓必走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之路”。他从乡村着手，以教育为手段来改造社会。他说：“因为此事太大，整个的占据了我的生命。”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乡村建设大意》等著作构建了这一运动的理论基础。

    1924年，梁漱溟辞去北大教授的职务，赴山东曹州办学，走进中国贫苦的乡村。1928年，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济深邀老友梁漱溟到广东办乡治讲习所，进行“乡治”实验。1929年，李济深被剥夺军政大权，梁漱溟离粤赴豫，在河南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支持的村治学院当教务长。不料，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河南成了主战场，乡村无法成为实验区。大战后，转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的韩复榘邀梁漱溟到山东继续乡村实验。

    1931年初，梁漱溟到山东邹平开始乡村建设实验。1932年12月，国民政府召开全国第二次内政会议，决定各省设县政建设研究院和实验区。1933年3月，山东省政府划邹平县为县政建设实验区兼乡村建设实验区，7月展开工作。梁漱溟创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以“乡村建设”代替“乡治”。他的愿景是“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

    县政改革是乡村建设重要内容：以乡农学校作为推行乡村建设的组织形式。它以村学代乡公所，以乡学代区公所。乡学、村学的目标是“德业相劝、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向农民进行伦理道德教育，组织乡村自卫团体维护治安，组织农村合作社求乡村发达，从而实现乡村文明和乡村都市化。

    梁漱溟说：“乡村建设运动的主旨是8个字：团体组织，科学技术。”在邹平，尤以农业改良和农业技术推广最有成效：合作社养的猪比本地猪重50斤，先进的棉花种植技术使得当地的棉花田从1932年的不足900亩到两年后增至4万多亩。邹平受到社会关注，各界人士纷纷来参观考察。

    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自1986年起多次到邹平，他说：“我在邹平访问了400多位村民，他们都把梁先生赞美到天上去了。村里一些80多岁的老太太至今都记得，30年代时小麦也吃得多了，猪养得很大。”

    师生、同仁和挚友

    田慕周感到当时的社会与政治都已经偏离正道，欲谋社会进步，必须从根本处做起。1933年中秋节后，他偕新婚夫人富顺寿到达山东邹平，投身到梁漱溟先生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中。在乡村建设研究院短期学习后，他留院工作，先后任编辑、训练部与乡师教师。1935年，他到邹平实验县任科长。他主持了邹平的户口普查和统计，对全县342个村庄进行户口调查，重构邹平县的户籍管理体系，这在当时的中国实属罕见。

    1937年10月13日，日军进逼禹城，山东省政府南迁宁阳。16日，梁漱溟离开苦心经营7年的邹平。田慕周随部分乡村建设的同仁到四川南充，他在四川省民众教育馆任导师班主任。1938年，继任山东省主席的沈鸿烈宣布乡村建设“不合法令”，邹平的乡村建设就此结束。

    20世纪50年代，梁漱溟蛰居在家，埋头研究和写作。此时，田慕周从朋友的中元公司转至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工作。先到上海外贸系统在江湾和复兴岛的农场劳动，后到外贸制盒厂。每月工资40元，负担一家8口的生活，十分拮据。那时，家分两处；田慕周带小女儿在上海，富顺寿带5个孩子在苏州。多亏梁漱溟施以援手，每月给他们寄20元，一直寄到1963年田慕周的两个孩子考上大学为止。

    到了1966年，田慕周住房缩水，一家5口挤在3楼的亭子间。9平方米里，塞进一张大床和一个双人床。1979年，田慕周平反后，为解决他的住房困难，梁漱溟再施援手，为此事写信给全国政协领导。他们一家搬进了中山南路三山会馆旁的两间小屋，共50平方米。

    在《梁漱溟往来书信集》里，辑录了梁漱溟与他人往来书信700多封，其中与田慕周就达52封，师生情谊可见一斑。1987年，自平反后每年来看望梁漱溟的田慕周，告辞时发现老师脸色不好，“已现紫光”，跪地给师磕头，师不推辞。那年，老师梁漱溟94岁，学生田慕周79岁。

    帮老师完成心愿的田慕周

    “世界会好吗？”梁漱溟的父亲梁济问梁漱溟。

    “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梁漱溟答道。

    这是1918年11月7日。三天后，时年60岁的梁济在敬业湖投湖自尽。他在万言遗书中写道：“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

    88年后，一本名为《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的书问世，成为了解和研究梁漱溟思想与活动以及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重要资料。1980年8月，海内外第一部研究梁漱溟的专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出版，内容为作者艾恺与梁漱溟十余次长谈的实录。谈话录下的30多盒录音带，整理后出书。对此，田慕周厥功甚伟。

    梁漱溟的长子梁培宽曾说：“使此事得以实现者，首推今已98岁高龄的田慕周老先生。”其一，他是出书的倡议者，并从远在美国的艾恺处拿来录音磁带。其二，他是组织和参与者，邀请孙明磊、高琳、周伟、周毅、陈波、苏怡、孙艺、田雷8位年轻朋友，自己也动笔，将录音转为文字。

    田慕周自1979年被平反后，全身心投入梁漱溟晚年著作的誊写、整理和出版。其中的《人心与人生》是梁漱溟极为看重的，他说：“这本书不写出来，我的心不死！”他67岁动笔，动乱期间依然坚持，常在公园里打一会儿太极写一会儿稿。他82岁完稿后说：“今日可死而轻快地离去。”

    就在三楼那狭小亭子间里，田慕周一笔笔誊写了183000字的《人心与人生》，并与学林出版社柳肇瑞反复商讨，终在梁师91岁时出版。它是梁漱溟历时29年完成的学术专著。

    此书出版后翌年，梁漱溟想完成另一个多年的心愿——重印1949年路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要义》，他说当年“绝少流通于市面”。梁漱溟写信给田慕周，“希望老弟与学林社柳君洽商一下”。经田慕周奔走操持，这部梁漱溟的代表作之一、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经典著作于1987年出版。

    田慕周为老师的书稿还甘冒风险。梁漱溟被抄家，“一切衣物书籍荡然无存，并迫我从北房移小南屋栖身”（梁漱溟《儒佛异同论》）。梁漱溟在低暗潮湿的小屋写成的《儒佛异同论》，田慕周与熊十力的孙女熊如等人想方设法复印了，并由田慕周将书稿交给在吉林插队的小儿子藏于矿山。

    （《解放日报》2026.1.8 袁念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