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马克思认可的王茂荫

    北京宣武门外大街西侧，有一座灰砖、灰瓦，红窗棂的平房。它曾是安徽歙县会馆，亦是晚清货币理论家王茂荫的故居。

    王茂荫（1798—1865）字椿年，号子怀，安徽歙县人。清道光十二年（1832）中进士，不久，被授予户部主事，升员外郎。王茂荫的货币理论，受到了咸丰皇帝的斥责，却被马克思认可。王茂荫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提到的唯一一位中国人。

    1840年的鸦片战争，揭开了晚清社会千疮百孔的疮疤：官员腐败，经济衰落，民生凋敝……英帝国与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强加的赔款，以及采用各种方式控制、影响中国货币体系，使得原本就混乱的货币体系，在国际经济格局中，雪上加霜，陷入被动地位。

    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已经蓬勃发展。市场呼唤一种稳定、可靠的货币。白银取代了纸钞与铜钱，成为市场上广泛流通的货币。二百多年后的晚清，市场上则流通着多种货币，包括银两、银元、铜钱、铜元、银行券和私票等。货币体系混乱，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及不同交易场景中，所使用的货币种类和计量方式各不相同，货币的制作和发行单位也不统一。这些都严重影响了货币的流通，制约了经济发展。

    咸丰元年（1851），时任陕西道监察御史的王茂荫向咸丰皇帝上《条议钞法折》，提出朝廷印制一种钞票，可兑换现银，以抑制通货膨胀。咸丰皇帝最初看好王茂荫的建议，于咸丰三年（1853）擢升王茂荫为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

    这期间，肃顺等人提出铸造面额更大的钱币。王茂荫认为，这将造成物价上涨，经济更加混乱。于是，他上《论行大钱折》，明确反对铸造大额钱币，指出：“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王茂荫针对银票、宝钞和铸大钱所造成的货币贬值和交易混乱，向咸丰皇帝上《再议钞法折》，提出四项建议：一，允许钱钞兑换现钱；二，允许银票兑换现银；三，允许各商店用钞换银；四，允许典（当）铺款项出入用钞币。

    王茂荫的“三折”，中心思想是：朝廷发行纸币，数量有限，纸币可自由兑换金银，以此抑制通货膨胀。王茂荫的经济理论和货币主张，形成于西方货币理论和制度还没传入中国之前，是在继承中国传统货币思想基础上，根据晚清当时的经济状况进行分析而形成的。

    咸丰皇帝将王茂荫的三个奏折，交由心腹朝臣研究。晚清朝廷重臣，多为保守、自闭。他们研究了王茂荫的奏折，在写给咸丰皇帝的报告中，指责王茂荫“所论专利商贾而不便于国，殊属不知大体”。这种保守思想，改变了咸丰皇帝对王茂荫的看法，甚至指斥王茂荫“贵民而贱官，不以国家政事为重”。遂将王茂荫调离户部，任兵部右侍郎。

    王茂荫的货币理论，虽然没有被清政府采纳，却被马克思发现并且受到认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中，谈到货币或商品流通，论述“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问题时，提到了王茂荫关于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的观点。

    马克思不仅认可王茂荫的观点，甚至担心他会不会受到笞刑，“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将官票、宝钞改由可兑换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了严厉的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

    但在国人中，王茂荫的知名度却一直不是很高。原因是，他只是提出建议，并未被采纳,皇上也没治罪于他，没有经历牢狱之灾。

    《资本论》被翻译成中文时，王茂荫的名字，又出现了周折。王茂荫德文为“Wan-Mao-In”。首本中文译本中，此名被译为“万卯寅”。高素之翻译的日文版，“Wan-Mao-In”被翻译成“王猛殷”或“王孟尹”。民国十九年（1930），陈启修先生进行全文翻译时，发现“Wan-Mao-In”在其他中译本中，有不同的译名。出于对翻译工作的严谨态度和责任心，陈启修先生在这个名字的后面写道：“我曾经托友人到清史馆查此人的原名，现在还无结果，这里姑译为‘万卯寅’，等查明后再改正吧。”

    民国二十五年（1936），郭沫若在阅读陈启修的译本时，注意到“Wan-Mao-In”的中文译名。他在清朝编年史《东华续录》中，看到了一段记载：“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奏：钞法未善，酌拟章程四条……得旨：王茂荫身任卿贰，顾专为商人指使……”这段内容，恰与马克思所说相符。联系原文的读音，郭沫若确认“Wan-Mao-In”应是王茂荫。从此，《资本论》中文版，才出现王茂荫的名字。

    王茂荫关于货币改革的主张，虽没被采纳，但他依然坚持其耿直、敢谏的秉性。同治皇帝称赞王茂荫“直言敢谏，志虑忠纯”。同治二年（1863），王茂荫任吏部右侍郎。次年，王茂荫继母去世，王茂荫依制奉讳返乡守孝。途经淮阴，学生吴棠送来五百两银子，以谢当年王茂荫举荐之恩。王茂荫拒收，并说：“举荐你是公事公办，不应该与私事混同。”

    同治四年（1865），王茂荫在老家病逝，终年67岁。

    （《北京晚报》12.1 李钟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