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的“旅行手册”

    ■成一农

    乾隆帝在位期间，共六次前往江南巡游，分别为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二十七年（1762）、乾隆三十年（1765）、乾隆四十五年（1780）和乾隆四十九年（1784）。虽然次数相对不多，但乾隆帝自身是非常看重“下江南”的，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南巡途中他要巡视黄河、运河的河工，由于清朝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分离，大运河和黄河关系到粮食等国家“战略物资”的运输，进而涉及皇朝的安危，再加上黄河下游不时泛滥造成的严重破坏，黄河和运河的河工历来都是皇帝和政府最为关注的民生工程；第二，江南是清朝的文化中心和经济重心，但明末清初这里是抵抗清军非常激烈的地区，在统治稳定之后，收拢以及安定江南地区士人、民众以及富商大贾的民心成为清朝统治者的重要政治任务；第三，通过在民众面前侍奉皇太后，塑造其自身儒家典范的“形象”。由于带有这样多重目的，再加上还要考虑行宫的问题，在每次“下江南”之前，乾隆帝都要提前与地方官员讨论路线的选择。

    如在乾隆十四年（1749），乾隆帝宣称将于两年后即乾隆十六年（1751）南巡。当时的山东巡抚准泰规划了两条经由山东省至江南省的陆路路线，即东路和中路，且讲明了两条路线各自的利弊，“其自泰安至红花埠一路，较之兖郡至韩庄闸稍远，似应从中路行。但圣祖仁皇帝时，多由东路，或中路稍近，不如东路之便，亦未可定”。简言之，就是由泰安至红花埠的东路距离稍远，但康熙帝当年南巡时走的就是这条路，相对而言，中路稍近一些，但可能并不算方便。由于是首次南巡，当时的乾隆帝对于南巡路线的选择显然缺乏“经验”，再加上准泰的描述过于简单，让他难以定夺。于是乾隆帝要求准泰立刻“会同江南督抚等，详悉商酌，将两路应行之处，速行绘图，定议请旨，候朕指示”，即要求准泰等绘制地图，他看过地图后再行决定。

    通过派遣专门人员对路线进行实地考察，准泰得出结论：康熙帝南巡时大都选择东路，主要是因为中路台儿庄以下运河的河道比较浅，御船只能停泊在江南的宿迁县境，然后需要通过陆路由韩庄闸至宿迁，这条陆路比较迂远，因此东路表面上距离稍远，在当时确实比中路更为便利；而目前台儿庄以下的运河河道早已疏通好，同时韩庄以上由滕县至台儿庄东南的黄林庄一带道路宽平。因此，准泰与其他地方官员建议采用中路，由滕县直至黄林庄码头登舟，然后顺流而下，并最终将考察后的情况“谨绘东省全图，随折呈览”。

    可能与这次南巡有关的地图册现存于世，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乾隆十六年的彩绘本《乾隆南巡纪程图》，共254扣，每扣13×7厘米，该图册应为江苏境内相关官员预先规划的乾隆首次南巡的巡幸路线图，标绘了乾隆帝在江苏境内的行进路线及驻跸的地点。从地图来看，行程的首站由山东郯城、宿迁界起，第十八站止于江南吴江、浙江秀水县界，运河贯穿全图。全程分段绘制，每段自成单元，详载站程起讫、道路里程、州县沿革、史迹源流、山川名胜、尖营行宫与驻跸位置等。

    如第十八扣，绘制了从苏州城至江南吴江县和浙江秀水县交界处的路线以及两侧的景观，用城垣符号勾勒了苏州城的轮廓以及城内的主要交通线，乾隆帝驻扎的行宫用红色房屋符号表示；道路两侧的村庄用两座或三座顶部涂以红色或青灰色的房屋符号表示，庙宇用青灰顶红墙的房屋符号表示；同时绘制了道路上的桥梁、塔，以及从道路上远眺可以看到的吴江县城的立面形象；县与县之间的交界处在道路下方用牌坊符号标识。图后用文字记录了重要地理景观之间的距离，对路上的景点也有介绍，如“自苏州织造署前起五里，胥门，乘御舟五里，长洲、元和二县分界，十二里，宝带桥，跨澹台湖，达于太湖，南北长一百十二丈，洞五十有三，唐王仲舒鬻所束宝带成之”。

    由此看来，乾隆帝在出行之前，通过查阅地图就可以很容易知道行进的大致路线、道路两侧的村庄景观以及他希望重点巡视的地点等信息，在出行过程中，这些图册也可以作为乾隆帝的“旅行手册”。

    （《乾隆的地图》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