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120年“破圈”简史

    中国电影诞生于晚清，以1905年戏曲电影《定军山》为起始，至今已有120年的历史。百余年来，中国电影的演进始终与社会转型、国家变革和民族发展紧密相关。可以说，中国电影既展现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艰苦奋斗的身影，又见证了中国的社会发展历程。

    中国电影映照现实之路

    20世纪以来，中国电影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变化经历多次深刻的蜕变。在现代与传统、中国与西方、城市与乡村等不同的文化参照下，中国电影积极探索文化自觉之路。

    1905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诞生。20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迎来了第一次商业化浪潮。古装武侠电影是早期中国电影的重要类型，如《女侠李飞飞》（1925）、《火烧红莲寺》（1928）等电影把传奇、神话、现代武侠小说搬上银幕，用传统的、古代的中国来反思“欧化电影”“西方化电影”。这些电影反映了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中，重建中国文化主体的焦虑和对现代化的渴望，这也是20世纪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必然伴随的文化蜕变。

    20世纪30年代，在世界经济危机和民族救亡的大背景下，进步的中国电影人拍摄了一批兼具艺术性和社会性的现实主义电影。如《春蚕》（1933）、《大路》（1934）、《都市风光》（1935）等电影把社会危机、社会苦难搬上银幕，《神女》（1934）、《新女性》（1935）、《马路天使》（1937）、《十字街头》（1937）等电影讲述个人觉醒、寻找出路的故事。20世纪30年代，在群众抗日救国热情以及左翼电影人的影响下，一些大电影厂也开始摄制反映抗日战争的新闻纪录片，如明星影片公司拍摄了《十九路军血战抗日——上海战地写真第一集》（1932）、《上海之战》（1932），联华影业公司拍摄有《暴日祸沪记》（1932）、《十九路军抗日战史》（1932）等。

    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电影用新的纪实美学呈现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思想解放，如《小花》（1979）、《城南旧事》（1983）等电影用诗意、怀旧的表达重建历史记忆。第五代导演用个人风格的电影语言，将构图、色彩、声音等视听元素充分运用到叙事表意中，如电影《黄土地》（1984）中把静止而荒凉的“黄土”作为停滞的、循环往复的古老中国的象征，黄建新导演的《黑炮事件》（1986）中，在打字室、邮局、剧场、会议室等不同空间使用了大量造型、色彩等视觉元素进行隐喻，推动了中国现代电影理念的探索。这种现实主义的平民背景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如《找乐》（1993）、《民警故事》（1995）等电影以小见大表现了普通人在社会变革中的人生经历。

    进入21世纪，中国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在文化消费和主流价值的融合中探索新的表达。如《送你一朵小红花》（2020）讲述癌症患者面对病痛时的挣扎、勇敢与希望，《人生大事》（2022）以温暖幽默的方式诠释了“人生除死无大事”的主题，《年会不能停》（2023）、《抓娃娃》（2024）以喜剧类型讨论职场、教育等话题，《逆行人生》（2024）、《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2024）以职场达人为主角，呈现社会再转型时期职业发展的困境，展现光鲜亮丽职场人生的另一面。这些电影把宏大时代命题与个体生命体验结合，将社会议题嵌入商业类型叙事，既保持了现实批判力度，又通过情感共鸣实现市场突围，成为书写个人与社会、个人与时代紧密相关的艺术精品。

    中国电影再现现代化发展之路

    新中国成立以来，实现国家工业化、现代化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任务。这种围绕现代化、服务现代化的电影就是工业题材、农业题材等生产主题的电影，以电影为媒介展现生产劳动和现代化建设构成一种独特的电影文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推进工业化、现代化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任务，为此，出现了大量服务工业、农业、现代化建设的电影，体现了文化对于生产领域的关注和重视。1951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工业题材电影《走向新中国》，讲述的是实业救国的工程师经历旧、新社会的变化，借一个工厂的故事来讲述建设新中国的故事。1958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上海姑娘》，这部电影把城市表现为工业化、生产性的空间，工厂成为城市中重要的叙事场景，体现工业劳动的尊严感和价值感。

    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在市场化改革与思想解放的双重驱动下进入多元探索期，电影的生产机制和放映方式开始调整，逐渐从计划经济体制向产业化改革转型。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一方面在叙事方式上出现了以第五代导演为代表的现代主义电影语言和表现方式，另一方面，制片厂的改制鼓励了娱乐片、商业片的制作。

    2001年电影产业化改革以来，中国电影工业体系不断完善，同时也体现出中国在世界范围经济崛起带来的文化心理转变，电影开始更自信地讲述现代的、城市的中国故事，塑造更具责任感和主体性的大国形象。国产科幻大片《流浪地球》（2019）、《流浪地球2》（2023）讲述了以未来中国为主体拯救地球的故事，凸显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念。在“国庆三部曲”《我和我的祖国》（2019）、《我和我的家乡》（2020）和《我和我的父辈》（2021）中以个体、家庭故事为载体，呈现科技强国、民生保障、乡村振兴等现实议题，通过普通人与国家命运的交织，展现个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集体记忆。

    中国电影走向文化自信之路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建设新中国、塑造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我们高度重视民族形式和中国气派。如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动画电影《小鲤鱼跳龙门》（1958）、《猪八戒吃西瓜》（1958）、《小蝌蚪找妈妈》（1960）、《大闹天宫》（1964）以及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神笔》（1955）等作品，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美学追求下，追求民族化、中国化的美学风格，把剪纸、水墨、戏曲等中国传统艺术用到动画电影中。电影作为一种文化载体，通过对爱情、亲情、民族情和家国情的讲述，也构建起多民族共通的文化记忆和文化认同。

    新世纪以来，中国动画电影逐渐走向产业化、市场化。以2015年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获得高票房和好口碑为肇始，到2019年《哪吒之魔童降世》位列当年中国电影总票房第一位而成为“国漫之光”，再到2023年上半年B站播映的《中国奇谭》以创新的寓言表述引发热议，以及《长安三万里》（2023）创造了全新的动漫形象，使得“国漫崛起”“国漫复兴”成为近10年来视听领域最重要的文化现象。可以说，这些动漫电影不仅用原创的、有想象力的方式改写中国传统经典形象，而且实现了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变成讲述当下中国故事的重要媒介。

    如今，中国已经发展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年拍摄近千部的电影大国，正在向高质量发展的电影强国迈进。在中国电影的自主发展过程中，不仅建立了电影生产的工业基础，而且探索出民族化、现代化的电影经验。电影的形态与社会环境的变化高度相关，不同时代给中国电影打上了不同的烙印，也使得电影成为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媒介。站在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的历史节点回望，中国电影人正以继往开来、守正创新的姿态，续写跨越双甲子的光影传奇。

    （《学习时报》12.11 张慧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