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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因为《南京大屠杀》这本书知道张纯如。1997年，29岁的她用英文揭露二战期间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这本书后来被翻译成17种语言全球发行。2004年，36岁那年，张纯如因抑郁症离世。
世界失去了张纯如，但世界上有数不清的方式在缅怀着她。
她去世后第三年，在腰封上标注着“完全翻译”的《南京大屠杀》日文版出版。
第八年，英国作家莫·海德写了《南京的恶魔》，扉页写着，“献给张纯如，她的勇敢与学术研究成果第一次令南京的名字为世人所知。”
第十年，中国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每年的12月13日，凌厉的警报声响彻南京上空，张纯如的雕像在纪念馆前静静矗立着。
三代人的“南京”记忆
张纯如出生在美国新泽西，与南京隔着一整个太平洋。
她的父亲张绍进出生在1937年，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那一年；母亲张盈盈出生在1940年的重庆。20世纪60年代，张纯如的父母从台湾赴美国深造，在哈佛大学读了博士，后来移民美国。
她的父母并非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对南京的认知几乎全部来自张纯如外祖父的转述。关于“南京”的讲述，在这个家庭从未断裂——它像一条隐秘的河流，从上代人外祖父侥幸逃过南京大屠杀的逃难记忆出发。
“在我们成长岁月里，我父母把从南京逃难的故事重复讲述了无数遍，所以我们也反复对孩子讲起这个故事。”张盈盈回忆。
张纯如成为职业作家后，她和母亲聊天时提到，自己有朝一日想写出一部像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一样的作品，以历史战争为背景。
母亲建议她，既然拥有双语能力和两种文化背景，或许可以以中国为题材，用英语描写中国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故事。后来，母女俩又谈起了南京大屠杀。
1994年12月，在美国加州库比蒂诺，硅谷心脏地带圣何塞的郊区，一场纪念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的会议正在召开。
下午5点左右，一位穿着白衬衫和黑裤子，“看起来像是高中生的女孩”张纯如出现了。会议大厅，那些海报大小的南京大屠杀照片，让她猝不及防，“被砍掉的头颅，或被开膛破肚，赤裸的女人被强奸者强迫摆出各种色情姿势，她们的脸扭曲变形，痛苦羞愤之情令人刻骨难忘”。
在后来的书中，张纯如这样写道：“尽管孩提时代我就听到许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事情，但却从未做好准备看到这些照片。在这个极度痛苦的时刻，我醒悟到，不仅生命是脆弱的，人类的经验本身也是脆弱的。”
“与日本遭受原子弹袭击和犹太人在欧洲所遭受的大屠杀不同，亚洲以外的人几乎不知道南京大屠杀的恐怖。美国出版的大部分历史文献都忽略了这一历史事件。”她决定把南京大屠杀作为自己下一本书的题目。
“我不关心能不能赚到钱，让全世界知道1937年发生在南京的那些事对我来说很重要”
1995年，张纯如手上同时有好几件事要忙。
她愁钱和时间。尽管张纯如拿到6万美元的预付稿费，但仍难以支撑她接下来两年时间的日常生活和写书的各种开销。丈夫布雷特必须补贴她的费用，他催促张纯如找一份朝九晚五的正常工作。
张纯如不得不工作得格外努力以证明自己。没钱雇人帮忙整理录音，张纯如练就了打字飞快的本领。她想尽一切办法寻找兼职工作。有段时间，她送过外卖披萨，每晚做4个小时电话推销员。
“我不关心能不能赚到钱，让全世界知道1937年发生在南京的那些事对我来说很重要。”张纯如生前接受采访时说。
她四处查阅写作南京大屠杀所需的一手资料。美国的传教士、记者和军官都曾以日记、电影和照片的形式记录下他们对这一事件的看法。
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军方资料区，她填写所需的各类报纸的存档案索引卡片垒成厚厚一叠，几十个大箱子放在小推车上推到她面前。
她在上千份档案中翻拣。等到翻完，她才发现，自己的手上全是被纸张边缘割破的小口，指尖也被墨水染黑。空气中弥漫着灰尘和腐烂陈旧的纸张的味道让她头痛，她有时不得不戴上口罩工作。
在耶鲁大学神学院的图书馆约翰·莫特里厅，张纯如常坐在两堵墙之间的一张书桌前，在一大堆敞开的档案盒和复印文件包围中，一坐就是一天。
她将上万页材料一页页复印、打包，邮寄回家。在收集整理资料过程中，张纯如敏锐地捕捉到另一个名字——约翰·拉贝。
经多方打听，她最终联系到拉贝的外孙女莱因哈特。在沟通中，莱因哈特向张纯如透露，她的外祖父拉贝不仅曾写过一份关于日军暴行的报告给希特勒，还留下了一本详细记录其在南京所见所闻的私人日记。
寻找拉贝的过程被列成单章，写进《南京大屠杀》。
在1995年的南京寻找“1937”
1995年夏天，张纯如只身一人来到南京，看遍南京郊区的大小刑场和丛葬地。
她从小学习汉语拼音和繁体字，能听懂中文普通话，但仍需要翻译随行。
挹江门、中山码头、煤炭港、普德寺、燕子矶……每到一地，张纯如都用摄像机拍下纪念碑的碑文和周围的环境。她想尽量让自己置身于1937年的环境中。
采访幸存者时，张纯如的问题很细，有的具体到几点起床、早餐吃什么、穿什么样的鞋、道路的模样以及当时的天气情况等。
见到张纯如时，幸存者潘开明已经82岁。他在1937年是拉人力车的车夫，对地名记得比较牢，他讲述如何死里逃生以及如何从长江边返回的经历。张纯如就按照这些地名，在1937年的南京市地图上一一核对，并标出了他的返回线路，确认没有任何自相矛盾的地方。
她从美国带来的照片全部有编号，在给翻译和幸存者们看过这些照片后立刻按照编号归档。
每天采访结束，他们将白天拍摄的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重播，同行的翻译杨夏鸣口译成英文，张纯如录入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中。为了忠实原文，他们常常就一个词反复推敲。
“她的笔头很勤，几乎所有重要的事情都有文字记录。她拍摄的大量照片全按时间顺序排列，一丝不苟。”张纯如严谨的治学态度给杨夏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每个见到她的幸存者，都想在离世前讲述南京大屠杀的事。每个采访，都要花上几个小时，全程录像。每次采访结束时，她都给幸存者一些钱。
“当她发现这些幸存者都住得很差的时候，纯如的心碎了。”张盈盈回忆，女儿深为这些受害者鸣不平。张纯如告诉母亲，希望自己有朝一日成为一名律师，帮这些贫苦的受害者在国际法庭上讨公道。
“日本右翼极端分子会威胁他们的人身安全”
从南京采访回到美国，张纯如曾在给母亲的邮件里表达自己关于写作《南京大屠杀》的一些安全顾虑。
张纯如知道，对于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学者，“日本右翼极端分子会威胁他们的人身安全”。身边的朋友曾劝她取消中国之行，“根本就不该写这本书”。
她对安全不无顾虑。在和丈夫搬家时，她找私家侦探，寻求办法让自己的新家“不容易被一些日本狂热分子找到”。
这些困难都不能阻碍她。她要继续“特立独行”，去对抗偏见、威胁与遗忘。
她常觉得自己时间不够，连“买婚礼的礼服时都想速战速决”。可面对陌生读者的信件，她总是耐心回复。她大约花了两年时间，才回复完《南京大屠杀》读者的来信——她关心每一个具体的人，无法对历史上的集体苦难保持沉默。
在《南京大屠杀》漫长而艰难的写作过程中，张纯如感到困惑和悲哀的是，“日本人自始至终顽固地拒绝承认这段历史”。在德国人不断向大屠杀遇难者道歉的同时，日本人则将本国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有位太平洋战争中的美国受害者认为，该行径的政治含义就好比“在柏林市中心修建一座供奉希特勒的教堂”。
在《南京大屠杀》的签售过程中，有人当场站起来说，“你认为日本人会不会悬赏要你的命？”她收到的递过来的纸条上写着，“我担心你的生命安全。”
张纯如还收到过一封装有两颗子弹的信。
在《南京大屠杀》中，她基于翔实的史料调查，明确提出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在“26万到35万之间”，远高于日本方面“修正主义”数字的结论。
日本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想尽一切办法诋毁她。日本学界和日本保守派持续不断批评张纯如的书。直到她去世，那些诋毁她的声音仍未停止。
1998年4月，《南京大屠杀》出版半年后，时任日本驻美大使齐藤邦彦公开批评她的书“包含众多极其不准确的描述和一面之辞”。
如今，在张纯如纪念馆墙上的小电子屏上，播放着1998年，张纯如和齐藤邦彦在电视台公开连线对话的片段。主持人问张纯如，“你听到道歉了吗？”
“我不知道。你听到道歉了吗？”张纯如反问道。“我没有听到‘道歉’这个词。我认为，如果他真诚地说了‘我个人对日本军队在二战期间所做的事表示道歉’，我会认为那是一个道歉的，我会认为那是向着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大步。”
“最好的导师、知己和朋友”
《南京大屠杀》的写作并不顺利。她告诉母亲，自己总是睡不着，经常做噩梦。洗澡的时候，头发一掉就是一大团。
对张纯如来说，最困难的事是阅读一桩又一桩的日军暴行记录。1937-1938年，日本军人在南京对许多无辜的男女老幼残忍地加以奸淫、折磨和杀害。她读了太多这样的案例，几乎要窒息，有时必须起身远离那些文件，深吸一口气。
写作《南京大屠杀》时，她总是夜里工作，中午起床，下午先做些家务才坐下来写作，直到丈夫回家。晚饭后，他们一起外出散步，等丈夫睡觉后，她继续写作到早晨四五点。
丈夫的工作非常忙，“也听烦了一个又一个关于暴行的恐怖故事”。张纯如就在睡觉前，给有两个小时时差的父母打电话，讲述自己新的发现。她发现父母更能理解她的痛苦。
在张纯如心中，父母始终是她写作生涯里“最好的导师、知己和朋友”。
1996年年底，《南京大屠杀》的初稿完成后，连续几周，这对科学家夫妻把晚上和周末的时间用于阅读女儿寄来的140页初稿。他们一面给她鼓劲儿，一面在稿页上写下问题和评论。
稿件每修改一次，张纯如都会寄给父母一份征求意见。在最终定稿前，她寄出了四五个不同的修改版本。
张纯如在写给母亲的邮件中写道，对自己而言，“文字是保存灵魂精华的唯一方式”。
“因为张纯如的书，第二次南京大屠杀将不会发生”
《南京大屠杀》一出版就受到了巨大的关注。
时任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威廉·柯比教授为这本书写了序言，称“自1945年以来，从未有任何一个作者用英语向广大读者如此清晰有力地讲述南京大屠杀的事情”，并将这本书用于哈佛大学的教学中。
在弗吉尼亚，她的书在几分钟内就销售一空；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图书巡回签售中，书一直断货，很多人只能拿着藏书签排队等她签名……张纯如成为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最年轻的华裔作家，而且一上榜就是3个月。
她的照片和受访报道登上各大报纸、电视台。哈佛、斯坦福、美国大屠杀纪念馆也留下了她演讲的身影。
每到一个城市，被人群围住已成家常便饭。在机场、餐馆甚至警察局，张纯如都被人认出来过。
她的邮件地址被公之于众，很快邮箱便会爆满。从美国和世界各地寄给她的来信装满了几个大箱子。
很多亚洲老人都找到张纯如，把自己在二战时的痛苦遭遇倾诉给她，流着泪感谢她写了这样一本书。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威塞尔说过，对大屠杀的遗忘等于第二次杀戮。因为张纯如的书，第二次南京大屠杀将不会发生。”美国专栏作家乔治·威尔在书评里写道。
“有些人的一生便是专门为别人而度过的”
在《南京大屠杀》出版后，张纯如又花了4年时间，完成了《美国华人》的写作。两本书之间，她成了母亲，努力保持之前的工作效率的同时，更多地陪伴儿子。
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作家张纯如”忙着《美国华人》的巡回宣传和签售。最长一次行程，从3月31日持续到5月6日，35场签售让她在美国来来回回穿行了4次。
同时，她也在为第三本书，关于菲律宾战俘的选题作准备。这似乎是《南京大屠杀》留给她的使命的延续——关注二战亚洲战场上被西方主流叙事遮蔽与遗忘的受害者。
家人曾建议她，不要再写这类残酷的题材。“她说她无法拒绝那些老兵，无法容忍他们的故事被人遗忘。”
那次漫长的签售旅途中，她遭遇了近距离的威胁。“这对她的精神产生极大的刺激。”张纯如的丈夫布雷特回忆道。
与此同时，作为母亲的张纯如观察到孩子可能患有孤独症。
“我认为纯如长久以来对日本右翼极端分子的恐惧和忧虑、频繁的通宵工作以及紧张的图书巡回签售等因素，最终导致了2004年8月她在路易斯维尔的精神崩溃。”布雷特说。
2004年8月，张纯如在采访菲律宾战俘的出差中精神崩溃，被送到当地医院精神科病房。
2004年11月9日，被抑郁症困扰数月后，张纯如在自己的白色轿车内开枪自杀。
在母亲张盈盈看来，她从收音机里听到的一句话可以代表张纯如的精神：“有些人的一生便是专门为别人而度过的。”
（《中国青年报》12.10 马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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