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为理想打工”的人

    阳光斜穿过窗户，落在靠墙的沙发上。孙晓就坐在那片光里，身后是一整面墙的《今注本二十四史》。面前，褪色的纸箱高高摞起，里面是31年光阴的另一种形态：手写的、密密麻麻的、涂抹又重改的手稿。

    楼下的书墙更多，仅《今注本二十四史》就占满了一整面。其中273册18部史书已经出版，另有6部300余册编纂完成，静候面世。它们列在一起，就是一部时间的注脚，是300多位史学家用31年，一个字一个字垒起来的。执行总编纂、历史学家孙晓今年六十二岁，心脏刚装了支架。他说话因此慢了下来，脚步却没有停下，他仍然在为最后的出版奔波。“不管怎样，这几百万我要凑出来，把书出完。”虽然工作量巨大，但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这样嘱咐：“不要提我个人，我们是一个团队。”这是一群脆弱却又无比坚韧的人与一项具体且宏大的文明工程相互缠绕、彼此成就的故事。

    第一块砖

    故事得从一堆故纸说起。

    20世纪80年代初，孙晓在中国社科院读研，导师李祖德建议他系统整理明清学者研究秦汉的史料。年轻的孙晓便日日泡在图书馆，他发现，两千多年来，二十四史文本与后世研究宛如“两张皮”。前四史尚有古注维系，后二十史几乎一片空白。若要深究一个问题，必须在文献海洋里反复打捞，事倍功半。

    如果将历代研究成果重新“注”回二十四史，让文本与注释融为一体，孙晓觉得，“应该会对学术研究产生很大的助益。”

    毕业后，孙晓进入中国社科院历史所。那时候做学术没有如今繁多的考核指标，一个年轻人只要有想法，就能顺着自己的兴趣往下钻。在这里，他遇到了同事赖长扬。听完孙晓的构想，他眼睛亮了：“千秋功德！”

    “这是一种使命性的东西。”1991年，孙晓用家里新买的“286”电脑，敲出最初的计划书。最早的样稿是《殷本纪》，孙晓发现司马迁对《尚书》的理解带有时代误读，这更让他确信，文本需要基于最新研究的“再注释”。

    找出版社是第一件难事。大型古籍整理并非吹糠见米，周期动辄以十年计，在市场的潮汐面前，显得如此“不合时宜”。

    他们也听过“过来人”的忠告。所里前辈吴树平从北大毕业后就参与点校二十四史，一生精力大半付与《史记》，没人比他更清楚为整套正史作注的工程何等浩瀚。他觉得不可思议，“这本来应该是国家层面推动的。”

    热情，恰恰是年轻人唯一的、也是最大的资本。“我们当时哪想到这些，”孙晓说，“要是真想到，可能就不做了。”

    机缘巧合下，他们找到了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王石。王石认为此事值得做，并争取到了84万元的启动资金。这在那时是一笔巨款。“我们估摸着，一两百万就能做完。”孙晓说，那时“稿费、印刷，都不贵”。

    1994年10月，开笔典礼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学界泰斗张政烺出任总编纂，孙晓与赖长扬担任助手。那天，《新闻联播》给了一分钟的镜头。面对济济一堂的学界名流，孙晓心潮澎湃。

    阵容堪称豪华，每个断代史请的都是国内一流学者：《史记》有王玉哲、朱凤瀚；《隋书》有杨志玖、张国刚；专门史部分，如天文历法有薄树人……班子整齐，士气高昂，所有人都相信，一项泽被后世的伟业，就此扬帆。

    “当时觉得，路已经铺在脚下了。”孙晓没有想到，脚下并非坦途，而是一条需要用大半生去蹚的荆棘长路。那面未来将占据整面墙的书墙，第一块砖刚刚放下。而砌墙的人，已不知不觉押上了自己此后的一切。

    沉默的契约

    开笔之初的荣光与启动资金，很快被时间的潮水吞没。由于种种原因，项目资金链断裂。计划中逾亿字的工程，像一张巨口。粗略估算，拖欠的稿费涉及近三百名学者。“这让我们很害怕，”孙晓说，怕的不是数字，而是背后一张张交付信任的脸。

    他开始了漫长的“化缘”。文言的信，白话的信，各种格式的报告。只要听说谁有可能，便赶紧写信说明情况。信写了一封又一封，大多石沉大海。偶有回响，也只是杯水车薪，召开两次会议便再无下文。

    希望像风中的烛火，忽明忽暗。项目几经汇报，会上总说支持，实际经费却始终“悬在空中”。稿费在涨，成本在增，时代在变，唯独缺钱的窘境不变。但学者们并未停下手头的工作。编委会秘书长赵凯笑言：“我们是粮草未动，兵马先行。”负责前四史修订的团队，早已在无米之炊中默默做了大量基础工作。

    2016年，王石找到了华侨城集团，对方被他们打动，同意投资。拖欠的稿费得以发放，编纂工作全面提速。2020年出版7种，2021年5种，2023年已达18种。一切似乎驶入了快车道。

    然而命运的浪头再次打来。2022年底，华侨城的资金无法继续到位。此时正是最后6部、也是最庞大的一批书稿即将付梓的关键时刻。

    最让孙晓窒息的，不是工程可能中断，而是编辑部十几个年轻人的工资。他们毕业不久，“要生活，要养家”。连续三四个月发不出工资，又近春节。一位朋友说：“不如把房本拿给我，我借你钱。”孙晓真的回家取了房产证。朋友看都没看，推了回来：“拿着吧，信你。”钱借到了，工资发了。女儿把攒的零花钱也塞给了他。

    握着这些钱，孙晓感到的不是解脱，是更深的“债”。他说，欠别人稿费不是欠钱，而是欠情。

    自始至终，没有一个人开口要过稿费。

    “有玩笑说，教授的口袋里总是缺一块钱。”赵凯说，在经费断流、青黄不接的年月里，大部分人都在默默忍受，把疑问和焦虑咽回肚子里。

    《宋书》团队是少有的、从项目启动之初坚持到最后的“原班人马”。主编朱绍侯学问深湛，组织得力，团队很快完成了初稿。稿子交到编委会，编委会组织专家审毕退回，要求修改。朱绍侯修改后上交，不久再被退回，如此反复三次。朱绍侯大致明白了，这或许不是学术质量问题。但他没有问，依旧埋头修改。“除了项目本身的吸引力，还有那一辈学者彼此信任的道义之交。”

    最终，他向赖长扬交了底：“这书你们能不能出？要出不来，我自己找地方出。”赖长扬恳切回复：“这书肯定要出，你不要拿到外面出。”

    朱绍侯又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2006年，朱绍侯80岁生日。孙晓去看他，老先生颤巍巍爬上小楼梯为他找书，那“孤独的背影”烙在孙晓心里。他问此生还能不能看到书出版，孙晓说很快。结果等了十年，到他90岁时书仍未出。孙晓不敢再去了，“我没脸见朱先生。”

    2020年，《宋书》终于出版。座谈会后，94岁的朱绍侯破例喝了三杯白酒。他说：“我在学术方面再没有遗憾了。”

    次年春天，赵凯去探望时，窗外花开正好，老先生却已卧病在床，说话也不太利索了。但谈及《今注本二十四史》，有一句话清晰又笃定：“我相信这套书出版后，五十年内不会再有同类作品出现，无可替代。”

    《宋书》出版不到两年，朱绍侯与世长辞。

    比人的一生还要长

    古籍整理，平凡、细碎、耗时。二十四史文本在千年传抄刻印中已“层层叠叠”，历代文本在流传中积累了无数讹误与变体。还原史实，有时如侦探破案。这一步，工程量空前。《今注本二十四史》全书约1.4亿字，注释即占1亿。原著约3700万字，从人名地名、典章制度到疑难字句，皆需作注。在《五代史》中，主持校注的纪雪娟发现，除了文本先天零散残缺，新旧《五代史》对同一史实记载常有不一致处，注释时必须先对互异史料进行考辨梳理。一部史书常有十多个版本，仅互校一遍，数年光阴便悄然流逝。

    这个过程充满微观的艰苦。有时为一个人名如何点断，线上会议能持续四五个小时；不同卷册记载冲突，编辑反复查证、协调统一。在效率至上的时代，这是个“非常不出活”的工作。

    《史记》的校注由七十多岁的吴树平独力承担。为避免打字员误认，他在比A4纸还小的稿纸缝隙里写满了蝇头小字，贴满了纸条。《元史》作者之一吴小红，为考证一个名词，查阅资料、请教同行，花费一整个上午。除了吃饭、睡觉、上课，所有时间都投入于此，“做得要哭了。”

    陈久金在罹患阿尔茨海默症后，言语已表达不清。当编辑许微微带着新出版的今注本《隋书》去看望他时，他坐在沙发上反复抚摸书本，仍不忘叮嘱：“唐代的《步天歌》要好好研究。”

    时间不等人。文明的河流可以跨越千年，个体的生命却如朝露。

    孙晓最怕听到老先生们的消息。唐史部分的主编原本是史学大家韩国磐。在孙晓的印象中，韩国磐的穿着永远干净整洁，坐得身板笔直，即便80多岁也仍然保持着文人风范，“像他做人一样干干净净。”韩国磐去世后，他的学生杨际平接过主编重任。书稿虽已完成，却因出版经费问题未能面世，直到杨际平也抱憾离世。得知消息，孙晓泫然欲泣，“心里特别对不起他。”

    《隋书》的编纂跨越了三代人：最初由南开大学杨志玖负责，后交予他的学生马俊民。马俊民去世前，将书稿整齐地码放在书桌上。初稿尚需润饰，最终由他的学生张玉兴接手完稿。

    第一批书出版没多久，孙晓在奔赴一场会议的宾馆里突发心脏病，靠电击抢回一命。他总觉得，这病根里，缠着对前辈未能践诺的焦灼。

    项目启动时的总编纂张政烺早已缠绵病榻，2025年辞世；另一位发起人赖长扬在2017年项目重启一年之后不久罹患癌症去世；《天文志》从薄树人传到陈久金，再传至学生手中……31年里，24位主编、顾问相继离世。几乎每一部史书，都浸染着两代甚至三代人的生命。

    “老师未竟的事业，学生接着做。”在这场漫长的接力中，有人倒下，有人默默接过笔。

    何以为“注”，何以坚守

    今注本的“注”有何不同？

    孙晓强调“史家注史”。在现行学科体系中，古籍注释多由文献学家完成，侧重字词音义考据；而史学家注史，则重在辨明与疏通史实。例如，面对“阿房宫”，文献学家会考证“阿”字读音源流，而史学家则更关注“阿房宫并未建成，也未被火烧”这一历史事实。“史家注史”重在澄清史实，并融汇前人见解。

    古代星宿的方位、舆服礼器的形制、都城建筑的布局，仅靠文字描述犹如隔雾看花。今注本依据文献与考古实物，绘制了上千幅精准的插图。“常有拍历史剧的人来问，某个人该穿什么衣服、什么颜色，”孙晓说，“一看图，他们就明白了。”

    然而，判断何谓恰当的“注”与“图”，取舍极难。“这好比搬运泉水，并非所有水都值得搬。为何取此泉而非彼河？需要学者自己去判断。”赵凯说。

    这份工作的价值，往往如珍珠散落草丛，沉静而隐秘。有一次接受采访，被问及是否有“改变历史”的结论时，赵凯一下子愣住了。“有时为一个字、一个典故找到答案，深夜里会由衷高兴。但具体拿出来说改变了什么，又说不出来。”它呈现的，是一种集体性的、基础性的贡献，只有当所有成果汇聚成一面书墙时，其厚重力量才能完全显现。

    成书不易，对作者不易，对编辑也一样。每一部新书付梓，编委会都会组织全体编辑外出小聚，庆祝那片刻的“如释重负”。

    冷板凳，清贫，寂寞。为什么还要坐？孙晓称他们为“为理想打工的人”，自己树立一个理想，然后心甘情愿为之劳作一生，也由此获得了超越世俗衡量的满足。“为理想打工的人是不会觉得累的。”在他看来，为二十四史作注是比任何考核指标都更恒久的价值。一部整理精当的史籍，“一代一代流传下去，大家都会看”。

    为后人铺路，为文明续脉，是学者们默然坚持的终极理想。

    2018年，在因病痛难以安睡时，赖长扬披衣伏案，提笔写下：“为了做成一部能够为更多公众能够读懂的二十四史，我们已经付出了二十多年，我们还将继续付出。虽然在我一个人的生命史中，它占据了我几乎半生的时间，但我觉得，这是值得的！能够用自己的生命，为社会、为民族、为我热爱的历史学作出贡献，这是太幸福的事情。”

    作为发起人和执行总编纂之一，赖长扬燃尽最后的心力，却没能看到任何一本书出版。

    跨越个体的坚守，逐渐被更广阔的视角看见。2016年，受王石委托，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团委员姚赛在访问联合国时，讲述了这项跨越数十年的文明工程。在场的人深受感动，直言这不仅仅是一部书的编纂，更是“人类文明真正的守护”。

    一群“为理想打工”的人

    整理古籍，历来像秋风扫落叶。今天扫净了，明天又有新的落下。错误如同落叶，扫之不尽，但“无错不成书”。

    然而，总有人躬身执帚，一代接着一代。

    2021年9月26日，联合50多所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300多位历史学专家共同编纂的《今注本二十四史》，正式宣布面世。

    在《宋书》座谈会上，赵凯本以为朱绍侯会感慨编撰艰辛，或阐述今注价值。但老先生没有。他建议编委会组织专门的团队，广泛搜集学界和读者的评价与批评，为将来的修订做好准备。

    昔日汉武帝手订“六条”，令刺史依此察事，史称“六条问事”。如今，赵凯将新出的今注本带进课堂，请学生们“挑错”。他也提出了“四条问事”：纠错、补漏、增前沿材料、补学术观点。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耕耘。

    《今注本二十四史》的版权因复杂的历史沿革而难以厘清，资金曾如接力棒在多家机构间传递。“这个项目就像一个吃百家饭长大的孩子，没有哪一个人能单独把它养大。”谁能养活它，便托付给谁。每次移交，孙晓都说：“让它跟你姓。”

    （《大众日报》12.12 蔡可心 张如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