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在申城“春风沉醉的晚上”

    上海南京西路与常德路交叉口的越洋国际广场，昔为嘉禾里，不少文化名人曾在此留下足迹。我最近路过这里，不由驻足沉思：“反法西斯文化战士”郁达夫血染南洋已80周年，这位现代著名作家也在此留下了生动故事……

    “我的寓所迁移了三处”

    1922年7月20日，郁达夫结束了在东瀛的留学生涯，乘船归国。留日期间，他曾在日记中慷慨立志：“一身尽瘁，为国而已，倘为国死，予之愿也。”

    从这年8月8日起，郁达夫的短篇小说《血泪》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副刊连载，其中写道：“我的异乡飘（漂）泊的生涯，也于今年七月间结束了。我一个人手里捧了一张外国大学的文凭，回到上海的时候”“因为饥饿和衰弱的缘故竟晕倒了”“在三菱公司码头房那边，却闪出了一乘人力车来”“我坐了这乘车，到四马路的一家小旅馆里住下，把我的破皮包打开来看的时候，就觉得我的血管都冰结住了。我打算在上海使用的一包纸币，空剩了一个纸包，不知被谁拿去了”。这实际也是一种蕴含怨愤的自述，他刚抵沪时有过类似的遭遇。

    落脚申城期间，郁达夫回首以往，深感生活艰辛，开始更多地关注底层劳动大众的疾苦，并在作品中融入自己的经历，如他的短篇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描述：“在沪上闲居了半年，因为失业的结果，我的寓所迁移了三处。最初我住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南的一间同鸟笼似的永也没有太阳晒着的自由的监房里”“住了一个月，房租忽涨了价，我就不得不拖了几本破书，搬上跑马厅附近一家相识的栈房里去。后来在这栈房里又受了种种逼迫，不得不搬了，我便在外白渡桥北岸的邓脱路（今丹徒路）中间，日新里（后为唐山路416弄）对面的贫民窟里，寻了一间小小的房间”“春风沉醉的晚上，我每要在各处乱走，走到天将明的时候才回家里”“贫民窟里的人已经睡眠静了”。    

    “遇见了杭州的王映霞”

    1926年底，郁达夫在上海负责创造社出版部，主编《创造月刊》和《洪水》半月刊。在《洪水》半月刊“编辑后”中，他申明刊物的使命为“在这一个缺憾很多的社会，补上一两个窟窿，或者将外面的纸糊的表面，打破一两个”。

    1927年1月14日，郁达夫赴马浪路（今马当路）尚贤坊40号探望留日同窗孙百刚，在其家中邂逅王映霞（她与孙百刚夫妇合住一套房），一瞥惊为天人。这天，郁达夫的日记写道：“在那里遇见了杭州的王映霞女士，我的心又被她搅乱了，此事当竭力的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后来，郁达夫殷勤追求王映霞，王映霞慢慢被打动。通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两人于6月订婚。

    到9月，郁达夫将自己的部分日记（1926年11月3日至1927年7月31日）整理成《日记九种》，交由上海北新书局印行，这使他成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位在世时就已出版日记的作家。郁达夫用文学的笔法写日记，其中披露了他与王映霞恋爱的许多细节，可读性强，颇为畅销，重版达十余次。

    1928年春，郁达夫与王映霞举行婚礼，才子佳人的结合轰动了申城。

    接着，郁达夫和王映霞在上海赫德路嘉禾里（后为常德路81弄）租房。这里的一幢幢两层房屋由上海犹太裔房地产大亨哈同出资建造，前弄为东洋式住宅，无天井；后弄为石库门房屋，有天井。郁达夫的经济状况不佳，所以借住的嘉禾里1476号属于条件较差的前弄，使用面积不大，只有楼上一间正房光线比较充足。王映霞的母亲借住于嘉禾里1442号，属于条件较好的后弄。

    王映霞在《我与郁达夫》中写道：“从此，我和郁达夫总算正式组成了家庭，但家庭里的一切用具等等，全是向木器店里租来的，因为这时我们的经济能力，无法购买这些东西。我们没有装电灯。三餐吃的，都在我母亲家里，好在住处相距只有几步路，较为方便。”“在屋子里坐得气闷时，也就踱到附近的几条人行道上闲步，谈着过去，谈到未来……在散步散得有点疲倦的时候，我们便又很自然地回到了小楼上。太阳成了我们的时钟，气候算作我们的寒暑表。在这十里洋场的一角，是很少能够有人体会得出我们当时的满足”。王映霞的母亲搬出后，夫妻俩便改租嘉禾里1442号，直至离沪。

    和鲁迅“无话不谈”

    寓居嘉禾里的近5年中，郁达夫和王映霞的生活虽不太宽裕，却也温馨。

    当年，郁达夫并未只顾小家，而是积极投身于进步文化活动，他曾创办《大众文艺》月刊，发刊词中表示：“我们只觉得文艺是大众的，文艺是为大众的，文艺也须是关于大众的。”郁达夫还与鲁迅合编《奔流》月刊，与钱杏邨合编《白华》半月刊，并参与发起组织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又参与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团结全国文化界，作为反帝抗日之文化运动及联络国际的反帝组织”。1932年2月3日，郁达夫同茅盾、鲁迅、胡愈之等43位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合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谴责侵沪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明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军事行动，迄今已经炸轰了上海华界的重要工业、文化机关和繁盛街市，中国民众死在日军炮火下者，已数千人。”“我们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反对加于中国民众反日反帝斗争的任何压迫，反对中国政府的对日妥协，以及压迫革命的民众。”

    鲁迅曾前往嘉禾里造访郁达夫。郁达夫在北京时，第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鲁迅。1927年10月3日，鲁迅和许广平抵达黄浦江畔，定居上海，鲁迅与郁达夫的联系更密切，诚如王映霞在给陈漱渝的信中所说：“在上海的这几年，他们间的友情是更增加了，见面时可以说无话不谈。”正因如此，鲁迅才会去嘉禾里与郁达夫交谈。《鲁迅日记》在1932年2月25日有“晴。午后同三弟造访达夫”，7月12日又记“晴。上午……访达夫”。

    1933年4月，郁达夫偕王映霞移居杭州。1936年春，郁达夫和王映霞的新居“风雨茅庐”落成。由于多种原因，两人的婚姻仅维持了12年。    

    “最后胜利，当然是我们的”

    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郁达夫当选理事。他曾辗转浙东、皖南等抗日前线，以一名爱国志士和战地记者的视角，记录中国军民的不屈不挠。年底，郁达夫应邀前往新加坡，接编《星洲日报》“晨星”副刊。抵达后第二天，他就写了政论文《估敌》，坚信“最后胜利，当然是我们的，必成必胜的信念，我们决不会动摇”。此后，郁达夫还担任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在3年多时间里共发表400余篇支持抗日和分析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的文章，成为敌人的眼中钉。1942年2月，新加坡沦陷，郁达夫与胡愈之等28位文化界人士转移到苏门答腊，他化名“赵廉”隐居，继续开展抗日活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宪兵却趁盟军尚未接管苏门答腊的间隙，8月29日晚，把郁达夫从家中带走，并于9月17日秘密将其杀害。郁达夫殉难时年仅49岁。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郁达夫是“为民族解放殉难的烈士”。1983年6月20日，民政部颁发的《革命烈士证书》写着：“郁达夫同志：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经政府批准为革命烈士。”2014年，郁达夫入选全国首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解放日报》12.4 朱少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