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来,唐浩明走过一条从文献整理到文学创作,再到学术研究的道路,扮演了编辑、作家、学者三重角色。透过表象看过去,他始终走在治史的路上,与史为伴。
唐浩明生于1946年10月,父亲唐振楚当时是蒋介石的机要秘书,母亲王德蕙是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委员。随着国民党军队大面积溃败,唐振楚把三个孩子送到乡下。这一别,便是36年。
唐浩明在伯父家寄养一年多后,就被送去衡阳城里一户理发匠家里做了养子。这家人姓邓,四岁多的他便有了一个新名字“邓云生”。从唐浩明被送走的那天起,哥哥唐翼明就惦念着这个弟弟。直到三年后,唐翼明上了初中,才打听到了弟弟的下落。他差不多一个月,就会去找弟弟一次,他害怕失去联系。翼明每看一次浩明,都会将弟弟的情况写成书信寄到香港,再经香港转寄到位于台湾的妈妈手里。走不散的亲情就这样维系着这个分居多地的家庭。至于姐姐唐漱明,一个文静聪慧的女孩儿,在乡下生活的第三年因不幸染上痢疾早早离世。
唐浩明的青春时光是在衡阳二中度过的。在那六年里,他心底的读书之爱和文史之爱,开始孕育、发芽。从华东水利学院(今河海大学)毕业后,唐浩明长期在衡阳水电局工作。那里有个资料室,几乎成了他的“专属书房”。也是在那里,唐浩明翻熟了“二十四史”,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脉络、政治文化、军事战争、人物形象如数家珍。
1979年秋天,唐浩明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取华中师范学院(今华中师范大学)古典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岳麓书社,正式开始编辑生涯。初做编辑的唐浩明非常开心,因为他发现不用花钱,就可以得到很多样书。他内心直呼:编辑这个职业居然这么好!
1983年,岳麓书社启动整理出版湘籍文化名人全集,唐浩明主动请缨负责编辑难度最大的《曾国藩全集》。面对这个大工程,光有热情和责任是远远不够的,对此,唐浩明非常清楚。
于是,所有的联络、协调,甚至包括全集体例的统一等事情,便都落在出版社的身上,具体来说,就是落在了唐浩明这个责任编辑的头上。此外,要编好《曾国藩全集》,存放在湖南中山图书馆(今湖南图书馆前身)的曾氏史料就必须全部搞到手,因为那是第一手资料。唐浩明把社里唯一的复印机搬到板车上,一路颠簸地驮到图书馆库房,一捆捆、一本本、一封封、一页页地清点那些一百多年前的字纸。这样一干就是半年多,复印的东西堆了好几车。看到唐浩明每天都是一身灰尘地走出那间屋子,一位老馆员不无感慨地说:“从没有看到哪个人能这样作死地搞事(湖南话,意思是投入地、拼命地干一件事)。”
1994年,《曾国藩全集》终于出齐,距启动已过去整整十年。唐浩明的工作成绩得到了出版界、史学界和读书界的认可。当年,他获得“全国首届优秀中青年图书编辑”称号。岳麓书社老社长曾主陶撰文称赞唐浩明,“在全集不设主编的情况下,他独当一面……成了不署主编名字的主编”。
很多人以为,编辑《曾国藩全集》为唐浩明创作长篇小说《曾国藩》打下了基础。非也。正是有了创作历史小说《曾国藩》的决心和动力,才促使唐浩明转换视角和心境,更好地完成了《曾国藩全集》的编辑工作。
1999年,小说《曾国藩》被《亚洲周刊》评为20世纪华文小说百强之一,2003年又获得首届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唐浩明开始名满天下,在文学界的江湖地位也确立了。作为一直关心、牵挂唐浩明这个弟弟的唐翼明,为此感到异常兴奋与自豪:“我花费十年时间写了一部博士论文,没几人知道;浩明同样花十年出了一部小说,就天下闻名了。”
历史小说的文学价值毋庸置疑,那么,历史小说的史学含量究竟如何呢?用小说的方式写历史真的是“不知常识”吗?对此,唐浩明后来很郑重地说了这样一段话:
历史有多种表述方式,我以为用文学的方式来表述,有可能最接近历史的本真。这是因为借用文学,可以走进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并深入到过往时代的细枝末节,而心境与细节,恰恰就是人物和时代的灵魂。
唐浩明在编纂的每一个日夜中,早已将自己的情感与思考,融入了每一页校勘、每一处注释。这份跨越百年的相知,与名利无关,只为文脉不灭、风骨相传。
(《北京日报》12.2 余孟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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