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九龄：让岭南真正“走”向中原

    张九龄生于唐代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一个官宦世家，自幼聪敏，少即善文，曾给广州刺史写信，刺史阅后大加赞赏，“此子必能致远”。张九龄果然不负众望，二十余岁即中进士，之后仕途较为顺达，官拜宰相。

    公元716年，张九龄因与幕僚不合，请假“南还”，他在诗中写道：“不谄词多忤，无容礼益卑。微生尚何有，远迹固其宜。”感慨以自己刚正不阿的性格，难容于官场倾轧，不如归乡休养。

    张九龄归乡后并未闲居，他“富贵不忘故乡”，首先牵挂的便是大庾岭的交通。

    大庾岭究竟在哪里？它是五岭（又称南岭）之一，横亘于湖南、广西、江西、广东交界处。南岭虽与北岭（秦岭）并称，但山势平缓许多。大庾岭中间有很多关隘，如梅岭隘，海拔不过几百米，自古为南北往来的孔道。具体而言，大庾岭在今江西大余与广东南雄交界处。“大庾”之名的由来，据说是汉武帝年间，庾胜将军抚南越国后奉命与其弟统兵筑城岭北、戍边南疆，因其排行老大，故名大庾。大庾岭亦叫梅岭。陈毅元帅有《梅岭三章》，所咏便是此岭。

    张九龄早年赴举往返，他可能曾亲历此路艰险，山大沟深，悬崖峭壁，路难走，车难行，行人无不胆战心惊。

    仅凭一己之力难以成事，张九龄遂上奏玄宗，力陈开凿大庾岭路之利：一旦路通，则“海外诸国，日以通商”，可将岭南“齿革羽毛之殷，鱼盐蜃蛤之利”便利地运抵中原，实现“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赡江淮之求”之效，于国于民皆有裨益。玄宗深以为然，下诏恢复张九龄左拾遗内供奉职，并委任其为修路特使，督修大庾岭路。

    这虽是苦差事，但于张九龄而言，却是“赋闲”后践行抱负的契机。接到诏令后，张九龄立刻亲往大庾岭勘察。这年冬天，张九龄组织工匠、民夫开始修路。他的心情是“饮冰载怀”，非常焦急，为此，“执艺是度”，不当甩手掌柜，“缘磴道，披灌丛”，爬上爬下，披荆斩棘，亲自测量督阵。

    “岁已农隙，人斯子来。”南方的十一月，不完全是农闲之时，但由于组织工作得力，父子兄弟齐上阵的景象让张九龄看到了希望。

    经官府和民众同心协力，修路任务提前完成。新修的梅岭之道路宽得可并行几辆马车，物资转运事半功倍，行人再无高崖深谷之虞。

    这条路很快彰显成效：古道之上商旅络绎不绝，客栈、饭庄、茶房、酒肆次第涌现。更重要的是，南北文化得以交融——在此之前北方人视粤语为“鸟语”，需要经过“九译”才能沟通，岭南则被斥为“南蛮之地”；路开通后，人员往来频繁，渐渐，文化隔阂消除，中原文明与岭南文化双向奔赴，其功莫大焉。

    在张九龄之前，岭南因“暑热湿气交蒸，疫疠为害”，加之交通闭塞，一直被视为蛮荒之地，即便在其后，仍是朝廷贬谪官员的去处（如韩愈贬潮州、苏轼贬惠州）。但正是张九龄的奔走，让岭南真正“走”向中原。宋代杨万里曾言：“人物，粤产古不多见，见必奇杰也，故张文献公（张九龄谥号“文献”）一出，而曲江名天下。”曲江作为其故里受益最著，整个岭南亦蒙其泽。

    开元二十一年（733），张九龄拜相，成为唐代首位岭南籍宰相。当宰相前，他对时任宰相张说（张九龄的伯乐和恩师）直言不讳：“官爵者，天下公器，先德望，后劳旧。”自己当了宰相，亦坚持“德望为先，劳旧次焉”的原则选拔人才。张九龄提出许多治国之策，推动了开元盛世继续向前发展，也成为开元盛世最后一位贤相。如《旧唐书》所评“九龄文学政事，咸有所称，一时之选也”。

    开元二十八年（740）二月，张九龄在荆州长使任上逝世，玄宗得知消息，内心悲戚。他虽将张九龄“放”到地方，但内心仍念念不忘，以后每有宰相荐士，辄问曰：“风度得如九龄不？”他为后世留下“九龄风度”四字，这不单指一个人的仪表姿态，更是一种融处事品格、文学才情与人生境界于一体的综合气质。“九龄风度”，应该是张九龄给家乡留下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光明日报》11.14 许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