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个人不是难民”

    2025年9月开始，以色列国防军对加沙城展开新一轮地面入侵。西方媒体称，这是一次全新的“焦土政策”实践，城市中几乎所有的建筑物都被炸毁，没有任何地方是安全的。近日，在多方力量推动下，以色列与哈马斯同意结束冲突、释放人员并开放人道主义通道，加沙停火协议达成第一阶段共识。

    战乱中的加沙，被形容为“人间地狱”。“加沙没有一天没发生人道危机，没有一个人不是难民。”阿拉伯哲学家、贝鲁特巴勒斯坦研究所研究委员会主席默罕默德·阿里·哈利迪对记者说，“新一轮危机发生后，加沙在我心中又有了新的形象：这是一片‘混凝土沙漠’”。

    “露天监狱”的雏形

    1917年，英国远征军战胜奥斯曼帝国，背叛对阿拉伯起义盟军的承诺，和法国瓜分占领领土，在巴勒斯坦建立占领当局。1922年，国际联盟以“托管”名义将殖民“合法化”，直到1948年联合国出台分治计划。

    作为奥斯曼时代的“都市人”，加沙人对“托管”始终不满。这种情绪在1921年凯末尔拯救土耳其的萨卡里亚河决战后表现得淋漓尽致。当凯末尔战胜欧洲军队的消息传到加沙，全城的商店被装饰一新，人们点亮尖塔，升起土耳其国旗，并为这个“继承奥斯曼”的新国家捐款。然后，一群代表从加沙前往伊斯坦布尔，寻求成为新国家的一部分。他们得到的回应是：土耳其接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现状，接受英国“托管”巴勒斯坦。

    然而，英国人发现，犹太定居者更能掌握“文明”的方式，因为他们来自欧洲。历史出现了讽刺的一幕：在欧洲反犹主义横行的时代，托管地的欧洲官员却和犹太流亡者形成了统一战线。

    与占领当局建立同期，英国发布《贝尔福宣言》，放弃了支持阿拉伯独立的承诺，转而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占人口少数的犹太精英垄断了托管政府的高级职务，英国人拿出19世纪测绘好的地理数据，支持犹太金融家兴起集约化农业建设。加沙本地粗放的农业经济就此被淘汰，本地农民则直接被剥夺了升级转型的机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巴勒斯坦成为英国在中东的第二大军事基地。为保证军事供给，全面配给制在加沙城实施，水泥被禁止民用，导致严重的住房短缺。西方新思潮叠加日益糟糕和边缘化的生活，催生了加沙的公共运动。

    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托管地阿拉伯报纸数量的增长速度超过人口增速。加沙城的咖啡馆文化形成，成为政治言论的集散地。1936年4月，被称为“巴勒斯坦大起义”的大规模叛乱发生，托管政府面临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一系列照搬其他殖民地的举措迅速出台。《集体惩罚条例》颁布，允许英国军队在无法找到袭击者时拆除袭击发生地的村镇民房。更普遍的行动是搜查和宵禁。搜查意味着将男人和年轻人带到村外集中监管，往往伴随酷刑和殴打。宵禁长达22小时乃至全天。

    “这是快速而有效的惩罚形式，也是阿拉伯人所能理解的惩罚方式。房屋废墟就是惩罚的永久纪念碑。”一位英国官员写道。此外，当局首次用签发旅行证的方式将各省民众隔绝，加沙第一次沦为“露天监狱”。

    “显然，以色列政府后来的‘借鉴’非常直接，”西华盛顿大学历史学家查尔斯·安德森指出，“他们从英国人那儿吸收的最重要经验是：要将‘日常生活’作为‘武器’使用的对象。”

    “真正的封锁，依靠的不是墙”

    1948年犹太复国战争开始后，加沙比绝大多数巴勒斯坦城市“幸运”。以色列国父本·古里安阐述了这场战争的逻辑：“我们的战略目标是摧毁城市社区，这是巴勒斯坦人最有组织、最有政治意识的部分。”他随后列出了一长串“经历瓦解、混乱和饥饿，最后崩溃”的城市：海法、雅法、提比里亚、吕达、贝尔谢巴，等等。

    在此背景下，埃及出兵控制的加沙和约旦控制下的安曼，成为绝大多数逃难者的目的地。在安曼，瞬间增长五倍的人口和杯水车薪的救济，奠定了巴勒斯坦难民和约旦政府的长期紧张关系。在加沙，6万市民迎来20万难民。街上挤满乞讨者和走散哭泣的妇孺。1950年，以色列情报部门报告称：“加沙的难民注定要彻底灭绝，他们带去的物资正被耗尽。”

    从那时起，以色列政府确定了“基本政策”：封锁加沙。

    今天，学界对“封锁加沙”的目的有多样解读。有人认为这是以“最小责任”实现“最大控制”；也有观点认为这是为了将加沙作为切割巴勒斯坦领土的“试验飞地”。最知名的阐释来自哈佛大学研究员萨拉·罗伊，她认为以色列在实施“去发展”政策，为的是确保加沙不断跌入贫困与绝望的深渊，从而彻底丧失反抗能力。

    以色列名将阿里尔·沙龙指出，封锁的最好办法就是用军队占领，用犹太定居点分割，同时控制一切生活资源的供给。这成为以色列1967年开始对加沙长期占领的理论基础。

    军事管制令要求加沙人钻探水井必须获得特别许可，这种许可几乎从未被发放。另一方面，犹太定居者钻井不需要任何手续。美国社会学家布莱恩·巴伯回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他开始定期访问加沙时，他看到定居者们用水灌溉着小花园里的玫瑰花，而几公里外的本地村庄饮用水都需要联合国援助。没有水，加沙人最引以为豪的柑橘已经变成稀有产业，种植千年的橄榄树也被定居者砍伐殆尽。

    阿拉伯哲学家阿里·哈利迪指出，今天谈到对加沙的封锁，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高科技的隔离墙，以及无人遥控机枪、闭路电视、红外探测器、电子围栏，但实际上“真正的封锁不是通过实体的墙来完成的”。

    “暴力回应暴力”的循环

    华盛顿中东研究所创始所长迈克尔·哈德森指出，和许多殖民地的情况一样，以色列占领加沙后，城市抵抗精英大多是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教师、工程师和医生。他们行动频繁：学生教授罢课，律师抵制军事法庭，精英群体和约旦河西岸配合发起“不服从运动”，包括拒绝纳税和抵制以色列货物。他们在国际社会占有话语权。

    但另一方面，抵抗精英和受到宗教、土地等传统因素驱动的底层反抗者缺乏联系。8万市民和20万难民被市政府和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分开管理，市中心的罢工和抵制活动从未在难民营引起反响。难民被视为借住者，只能在市长拉沙德·沙瓦开设的果园和工厂承担低工资的季节性工作。市议会的其他成员控制了以色列资本之外的本地银行业和轻工业。

    底层抵抗者在贫困和绝望中走向激进。形形色色的游击队藏身于城镇中心，不仅向以色列军车投掷手榴弹，也袭击象征统治秩序的银行、邮局和市场。他们嘲讽本地精英和“不可靠的国际社会”，指责市长沙瓦“唯一在乎的事情就是保证自己的橘子出口”。

    事实上，随着以色列对土地和水源的封锁，沙瓦的橘园产量日益下降。占领者一边扼杀本地精英的生意，一边切断他们和底层之间的联结。

    在激进反抗者和占领者的两面夹击下，本地精英失去了对加沙城的控制。暴力事件开始频发的1982年，市长沙瓦、市政府高级官员、市议会议员同时被赶走，以色列军队全面接管城市。

    一个历史性误会加速了悲剧：1987年起义发生后，以色列外长佩雷斯对巴以关系的未来深感忧虑。他提出：是否可以在加沙实现非军事化，撤走部队和犹太人定居点，允许巴勒斯坦人自治？佩雷斯的观点遭到以色列右翼的猛烈攻击。而另一边，许多巴勒斯坦人据此认为，暴力可以换来对方的让步与和平。

    20世纪90年代开始，哈马斯成为最知名的激进武装团体。2004年，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遭以色列军队暗杀身亡，20万民众参加了他的葬礼。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前高级官员叶兹德·萨伊格说，中东和平进程的失败，固然有国际格局变化和以色列政府“右转”的因素，但在和平进程陷入困境时，巴勒斯坦领导人错误地允许民众在2000年第二次大起义中使用暴力，“以为这样可以让以色列政府回心转意”。以色列政府用更大规模的暴力给出了答案。

    此后20年，“暴力回应暴力”的循环升级始终持续，敢于公开发声呼吁非暴力的双方知名人物越来越少。

    “你无法从加沙人口中听到‘绝望’”

    经历了百年的战争与封锁，到2023年10月7日前，加沙居民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亲历者的讲述以及贝鲁特巴勒斯坦研究所发布的系列回忆文章，可以勾勒出一个大概。

    清晨，如果是被窗外麻雀的叫声喊醒，而不是被火箭弹的声音或以色列军方的电话惊醒，这就是幸福的。人们不必掏出床下放好衣服和证件的应急包，而是可以坐到餐桌前，和在历次冲突中幸存的家人一起吃早饭。

    能在自家房子里享用早餐，已经显得奢侈。以色列2005年撤军时破坏了1500多套住房。接着是2008年、2012年、2014年的大规模军事行动。2008年，不到一个月的“铸铅行动”导致6000套民房被炸毁。联合国人居署评估称，按照加沙能获得的建筑材料计算，重建需要80年。

    2005年，以色列从加沙地带撤军并撤出非法定居点，对加沙的封锁进入“第三阶段”。哈佛大学研究员萨拉·罗伊将这一阶段称为“去发展”进程的最后一步：加沙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已接近“全毁”，剩下的只需任其自生自灭。

    加沙人的识字率高达97%，这里的传统是“家庭第一位，教育第二位，其他都不如这两者重要”。如果成绩优良、家庭富裕，加沙学生可以参加为期21天的复杂高考，通过阿拉伯语、英语、文化、地理、历史、数学和宗教测试，然后缴纳约1000美元学费，进入本地大学读书。但是，学历和成绩不能让加沙人找到工作。

    加沙的贫困率和失业率超过六成，原本可以容纳4万人就业的轻工业，经历占领后只剩下800名从业者。学校、医院和基层政府的7万名公职人员由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支付工资。由于西岸和哈马斯的紧张关系，这些城市精英过去十年经历两次减半降薪，如今“最体面的职业也无法维持基本生活”。

    经商呢？2005年以来的战争摧毁了上万家企业。市中心商铺的商品局限在电话卡、电缆、日用工具等少数品类，要么就是卖烤肉。为了生存，人们从加沙南部的拉法地区到埃及境内，挖掘了多达上千条的长不过一公里的短途商业地道，支撑起平时生活的基本需求。

    另一种冒险谋生的方式是捕鱼。渔业是海滨城市加沙的历史性产业，得益于海洋的馈赠，崩溃得不像种植业和轻工业那样彻底。在封锁进入“第三阶段”前，加沙有上万渔民，到2023年前还剩下两千多。

    这里每年有超过1500人被诊断患癌，但化疗药物及放疗设备已被禁止进入加沙，80%的常见抗癌药物匮乏。想求生，就必须去耶路撒冷看病。昂贵的医药费和生活费还在其次，这首先需要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批准，然后材料会被提交给以色列安全部门。每一轮有不到半数的申请得到批准，但大多数人熬不到那一刻。

    工作和疾病之外，加沙人需要面对的第三个难题是处理和哈马斯的关系。哈马斯宣称自己赢得2006年的选举，所以是“合法政府”。以色列政府认同哈马斯的说辞，称大多数加沙人“选择了哈马斯，也就选择了惩罚”。

    “事实上，考虑到2006年以来加沙地带从未举行过任何‘选举’，2023年10月以来被杀的加沙平民中的大多数人，从没有投票给任何人的机会。”贝鲁特巴勒斯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穆因·拉巴尼说。唯一在加沙进行过大规模人口调研的学者布莱恩·巴伯说，绝大多数加沙人“别无选择”。    

    封锁的“第三阶段”的另一个变化是外国人越来越少了。对外国记者和学者来说，抵达加沙意味着在本·古里安机场经受数小时的羞辱，包括单独脱衣检查和安全官员讯问。如果有幸通过第一关，他们将在埃雷兹检查站外的尘土中等待，可能很快，也可能是半天、一天或拒绝。但是，现在这种艰难的抵达也变得不可行。自2023年10月以来，任何国际记者都无法得到进入加沙地带的许可。

    不过，常去加沙的学者不认为加沙的休闲生活是沉闷的。私底下，加沙居民避开哈马斯成员偷偷饮酒。人们热爱聚会，常去海滩和咖啡馆。哈马斯没能禁止街头文化，一些店铺的招牌由涂鸦艺术家完成。

    本地艺术家最知名的创作是“加沙地铁”。他们在加沙城周围竖立起“M”（Metro）的站台标识，象征四通八达的隧道网络。艺术家们遇到的问题是：以色列军方可能将这些标识牌识别为军事设施加以打击。

    年轻人的爱好是跑酷和冲浪，这能带来“穿越隔离障碍的自由感”。不过他们不能跑太远：上万件战争遗留爆炸物还未被拆毁。冲浪者随时能看到3海里边缘的以色列巡逻艇，以及盘旋在海滩上的以军无人机。2006年，以色列巡逻艇炮击海滩上的度假者，8名平民遇难。2014年，9名在海滩咖啡馆看世界杯比赛的年轻人，和4名在海滩上玩耍的儿童，死于以色列海军的炮火。

    “加沙人生活艰难，但不言放弃。”布莱恩·巴伯说，“你无法从一个加沙人口中听到‘绝望’。他们总是满怀理想，直到被杀死。”

    （中国新闻周刊公众号 10.8 曹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