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的现代阐释与五四文章观的建立

    《西游记》的现代阐释，与五四文章观的建立息息相关。文道论是中国传统文章学的根源性理论。五四前对《西游记》的解读处在三教同源的载道思维中。可在五四时期，胡适、鲁迅等学人认为，《西游记》的价值被三教学说遮蔽了，其真面目未被世人看到。他们为祛除《西游记》中的载道成分，重点突出小说中“人的意味”与“以情抗理”的革命精神。这让《西游记》从“载道”走向“主情”，投射出五四“主情”的文章观。但此种完全的现代人性化、革命化的解读，构成了新的穿凿附会。《西游记》作为经典文本，具有丰富的内涵。如果绝对地将其人情化、革命化，会使《西游记》成为五四理念的载体。胡适等人对《西游记》的重释是为反对“文以载道”的传统文章观，可在诠释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带有一些载道派的方法，其背后隐含着文学伦理化与工具化的逻辑。所以五四学人在激烈反传统时，也潜在地承续着传统的论证思维。

    五四学人对《西游记》的阐释，也反叛了“张之以气”的文气论。茅盾、郑振铎等学人将《西游记》的布局概括为“蚯蚓式结构”，认为其组织“实是像一条蚯蚓似的，每节皆可独立”。“蚯蚓式结构”的提法，是以西方文体意识为标准，给传统小说贴上“任意起讫”“无意味的延长”“无限制的连缀”等负面标签。可这忽略了传统文气论带给《西游记》的专属于中国自身特有的思维方式与审美趣味。中国传统文气论讲究“起止自在，无首尾呼应之式”，追求文章内在节奏的一气呵成。在文气论的作用下，中国传统小说可以任意结构，不讲究情节的跌宕起伏、结构组织的严密性，而是信笔写来，如行云流水之行止无定。《西游记》便是如此，它相承一气，让“结构”化在小说之中，使小说拥有前后伏应的整体感。那么在评价中国传统小说时，应承认中国文气论孕育下的思维方式与欣赏趣味也是合理的，要理解中西文论的差异性，否则只会让西方文体意识成为新的“八股论”。而五四学人对中国文气论的排斥，是重新选择文化的激烈尝试。这在五四时有冲破传统束缚的价值，可在当下却要进行相应的历史反思。

    同时为破除轻视白话之谬见，胡适等学人让《西游记》成为五四白话文的历史依据，并建构了一条从《诗经》到《西游记》等作品的白话文线索，以替白话文学“编家谱”。这以历史的连续性与整体性，确认了新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血脉亲缘。可在判定《西游记》等小说中的白话之新时代价值时，五四学人内部有所分歧。胡适将《西游记》等小说中的白话视为“国语模范文”。但钱玄同等人认为新文学应自立门户，不能完全依赖传统的古白话传统，所以《西游记》等作只是五四白话文的“家谱”，而非现实模范。这展示出新文学中的相反相成现象：五四学人一方面通过“编家谱”，使五四白话文有师法，有渊源；另一方面强调五四白话文应是“以今语写今文”，表明五四白话文不是古白话的传声器，而是具有自己的独创性。此种相反相成现象让五四白话文与中国古白话传统有着血脉联系，却又拥有自己的崭新性。

    五四学人对《西游记》的重释，确立了“主情”的追求，逻辑严密的白话文章观，使古典的“文道观”“文气论”“古白话传统”或被遮蔽，或被进行了再创造，并呈现了五四学人既想脱离传统又依赖传统的矛盾心态。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 王小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