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名的现代化

    社交平台的实名与匿名之争是数字治理中的关键议题，如何实现隐私保护与公共安全之间的价值平衡，维护一个既有活力又有秩序的网络公共空间，需要我们在社会学层面理解网络匿名实践作为一种去身份化行动背后的文化意义、历史成因与社会心理。

    相对于国外的社交媒体，大部分中国网民虽然在后台进行实名注册，但普遍在前台选用一个非实名的任意名作为网名，进而隐匿真实身份，塑造网络自我。从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时段视角来看，这种对任意名的普遍应用是一个相对晚近的现象，相较于前现代社会作为亲属纽带的血缘名，以及随后被收编为人口学信息的法律名，任意名的出现对应着现代社会交往场景的临时性及随之而来的身份可匿性。实际上，早在互联网普及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包括外文名、花名等任意名文化。

    互联网社交平台是陌生人社会的数字化延伸，网络匿名可以被视为任意名文化的数字化演变。匿名性把现实中的法定“公民”转化为网络中的言论“游民”，这一过程虽然有助于现代个体释放非人格化体系中的压抑，形成跨越边界的公共讨论与社会联结，但是身份解离也在一定程度上以“虚拟”的名义引发了社会责任感的解离，从而造成言论攻击等道德滑坡现象。

    在中国互联网发展的30年间，网络匿名者通过多样的任意名先后践行了成为张扬个性的“我自己”、成为保持距离的“陌生人”、成为相互模仿的“游戏者”的个体化主张，然而未改变的始终是寻求融入、沟通与平等参与的社会化需求。

    网络匿名实践的演变见证了中国网络公共空间的急剧扩张，同时也挑战了以身份对位为基准的传统道德秩序。从网络公众的角度，杜绝网络“戾气”乃至暴力需要把其他不可见的匿名者还原为真实的伦理主体，实现“人同此心”的个体自治；从网络运营者与管理者角度，健全公共讨论机制、尊重公共社交距离、培养公共伦理意识，可以引导以匿名者为主体的现代道德秩序的数字化重塑。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5年第7期 苏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