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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世英（1913年-1994年），安徽砀山人，地理学家、地理教育家。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地理研究和地理教育事业，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和不少值得回味的瞬间。
刻苦钻研 且学且教
田世英的父亲是清末秀才，很重视子女教育。田世英早年上私塾，后入砀山第一高小、县立初中，高中就读于著名的江苏省立徐州中学（今徐州一中）。1936年，田世英考取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
七七事变后，北平师范大学先后迁至陕西西安和汉中，并入西北联合大学，田世英也因此到了陕西。大学期间，他不但勤奋学习、参与实践，广泛涉猎有关知识，而且刻苦钻研、不断创作，撰写了《怎样生聚与教训》《江苏砀山产梨概况与今后改进刍议》《野外考察日记》《集训得来的三点新认识》《庆祝师大三十七周年的两点小认识》《陕西城固姜黄产区之研究》等文章。其中，他在《怎样生聚与教训》（1936年）中讲“抗日图存”，认为九一八事变以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很大的教训，就是在这弱肉强食的世界里，如果自己没有实力，只一味赤手空拳地讲公理、道正义、求人援助，实在是一种自求灭亡的政策！所以现在我们要想救国，想要图存，非下一番生聚教训的苦功，去培植国家的实力，发扬民族精神不可！”“生聚是物质的建设，教训是精神的培养。”“生聚”主要指“复兴农村”与“准备战争的武器”；“教训”是指“教训知耻复仇的意识和国家的意识”与“教训战争的常识和技能”。
那时，田世英不仅在西北联合大学读书，还在中学担任地理教员。他每逢和新同学上课，总会问学生“地理是什么？”“地理有什么功用？”学生常见的回答比较简单和肤浅，田世英则会启发学生：假若我们读地理的目的仅在于知道某处有山、某处有河，那么知道新西兰岛上有一座山，对于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功用？不知道又会如何？如果说“地理书上可以告诉我们某处有通某处的道路”，那么地理的记载还不如路标或旅行指南写得清楚明白，对于海上航行的情形，地理学家甚至不如水手知道得清楚。由此出发，他进一步引导学生认识到：地理和历史是激发学生爱国思想的重要科目，而且，地理还有其他很重要的功用：供给人类向自然界求生的经验，是促进世界大同的利器。
田世英不仅依照课程标准和教科书教授学科知识和技能，而且时常带领学生到野外考察乡土地理。在他看来，地理教师“率学生到野外考察地理，为教授该科最直接有效的方法”。田世英认真总结了带领学生进行野外考察的经验和做法，比如考察前要做好充分准备，搜集和整理有关资料；出发前要向学生交代所需工具等事项；应如何对学生提出要求，如不准逾越考察区域，严守考察时间，并告知成绩评定的方法；野外考察时，教师的态度要严而可亲，诲人不倦，居于辅导地位，要多用比较法；考察归来，要开检讨会，让每个学生作报告总结，并进行考试和评定，有必要的话可办一个展览会……
田世英在中学的教学、教研经历，为其以后编写地理教科书奠定了良好基础。
南下巴蜀 结识叶老
1941年，田世英应聘至四川教育科学馆从事编研工作。时任馆长郭有守（子杰）聘请来不少在巴蜀避难的名家，如叶圣陶、朱自清等作为专门委员，编出了一批有影响的学科教育丛刊、丛书和课外读物。如此氛围，刚出道的田世英自然是不甘落后，勤奋有加，他撰写和发表了《中学地理课本的选择标准》《地理的功用》《中学生宜读的地理课外读物》《中学地理科野外考察的研究》等文章。同时，他还撰写出版了《中学地理新教法》《大战图说》《四川文化教育地图》等书。
田世英在四川工作的最大收获是结识了叶圣陶，并在叶圣陶的指引下走上了编研地理教材的道路。有一件事田世英的印象是很深刻的：
一天，馆长拿着顾颉刚先生的一篇大作，十分得意地交给叶老，并说顾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文章得来不易，要放在《文史教学》的显著地位发表。叶老笑嘻嘻地接过稿件放在桌上细细地阅读……过了一阵时间，让我校对初排的校样，我发现并无顾先生的那篇大作，而我的一篇经叶老看过，让我重新再写的小作——《论地理课本标准》，却排上去了。这使我大为愕然，心里很纳闷，为什么厅长约来的顾先生的大作没有发表出来？我悄悄地问了叶老一声。他说，我们办刊物，做编辑工作，这样的事是经常遇到的，一定要把握好取舍的标准。咱们这个刊物是《文史教学》，不是《文史研究》。它的读者主要是文史地教师，不是专门研究文史地的专家学者。什么文章可取，什么文章不能取，既要为读者考虑，又要为作者负责，二者不可偏废。最怕的是以作者的地位、名望为标准。（田世英《一位令人景仰的老编辑——忆叶圣陶先生在成都二三事》）
田世英首次编教科书，也与叶圣陶有关。1943年，教育部门向各出版社征集新版本教科书。为此，已离开四川教育科学馆、专事开明书店总编辑的叶圣陶约请田世英编写初中本国地理。叶圣陶把地理课程标准交给他，再三叮嘱要灵活处理，不能完全照搬照套。这套初中地理课本约45万字，分五册出版。叶圣陶对书稿做了大量修改，提出了许多改进意见，特别是对地理课程标准里所列的一些条目，以及国民党政府大加宣传的内容，他支持田世英的意见，认为“教科书的取材都应当是真实的、科学的。我们不能进行指鹿为马地教育欺骗孩子，这是犯罪的！”送审之后，当局要求修改，叶圣陶坚决不同意，就让他们另请高明编写。而田世英编写的教材改名为《开明新编初级本国地理》，于1944年由开明书店出版。
转赴京华 教材新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应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局长叶圣陶之邀，田世英从四川来京担任编审局地理组组长，编修新的通用地理教科书。来北京第一年，他加倍努力，主要做了四项工作：一是修订原华北解放区《高小地理课本》，形成《新编高级小学地理课本》（4册）；二是带领赵寿祺、马宗尧新编了《高级中学自然地理》；三是与曾次亮合编了《初级中学本国地理》（4册）；四是与武汉大学地理系邓启东教授合编了《高级中学本国地理》（上下册）。1950年12月，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叶圣陶兼任社长、总编辑，田世英任地理编辑室主任，负责全国中小学和工农地理教材的统编和出版工作。当时工作人员还有颜廼卿、周光歧、黄竞白、褚亚平（借调）、马宗尧和侯峙（绘图）。他们用了两年多时间，不仅修订了前面的教科书，还新编了《初级中学课本自然地理》《高级中学课本外国经济地理》《人民民主国家地理》等，从而完成了编写新中国第一套地理教科书的光荣任务。
新中国第二套地理教科书是全新的完整统编教材，数量和质量都较此前上了一个大台阶。1953年，根据党中央关于调集全国力量编教材的指示，一批教育干部和学科专家被选调到人教社工作，从而完成了1956年颁布的中小学地理教学大纲，以及全套中小学地理统编教科书及其教学参考书的编写和出版工作。
作为编辑室主任，田世英除了审阅、修改所有地理教材之外，还直接参与了一些教材的编写工作，同时，为配合教材使用，他又撰写并发表了一些文章，如《谈谈中小学地理教科书》《我参加了男三中的地理教学观摩会以后》《我们学习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收获和体会》《介绍“地理教具的制造与应用”》《我们在“关于中小学教育的性质和目的”的学习中所发现的主要问题》《为精简教材进一言》等，表明他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地理教育和地理教材编纂思想。
田世英认为，中小学地理教科书要具备“三性”：一是政治思想性。“我们应当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为选择教材、批判教材、组织教材的最高指导原则，并贯彻到全部教材里，成为教科书的血肉和脊髓；不应当成段地、生硬地，像镶花边一样地插在教科书里做装饰；不应当仅在绪论里，或编辑大意里说些冠冕堂皇的话，而在正文内部却把这些话都忘记了。”二是科学性。“地理是一门具有高度实践性的科学，地理课本一定要有高度的科学性”，要达到这一要求，首先“要确实”，其次“反对夸大”，再次“反对空洞笼统”。三是适切性。要贯彻教学的可接受原则，“教材的组织和叙述，应当把握原则，突出重点”；“要适当附有图表插画和照片”；“名词要统一”；“度量衡单位要一致”。
1957年，在新中国第一套统编教材完成之际，田世英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3月，他被下放到山西运城稷山县农村，几年之后，到山西大学地理系任教。“文革”中，田世英的学术活动几乎销声匿迹。
改革开放后，人教社恢复了田世英的编辑室主任、教授职称和原工资待遇。20多年过去，此时的田世英已经66岁。此后，他继续留在山西大学任教，全身心投入教学和科研工作。1994年，他因心脏病发作在山西太原逝世，终年81岁，留下了未出版的三部手稿——《中国历史地理讲义》《古代地理名著选读》《中国古代地理残稿杂俎》。
（光明网 9.22 郭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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