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贝的师傅”——饶家驹

    一个失去右臂的法国人，在日军入侵上海的炮火中，创立世界上第一个难民安全区，庇护了数十万中国难民的性命。他是“拉贝的师傅”，名字出现在《拉贝日记》中十多次，约翰·拉贝在南京建立安全区拯救难民，灵感正是来源于他。   

    然而，他的名字却知者寥寥，他就是饶家驹。

    “拉贝的师傅”

    在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中，南京安全区成为超过二十万中国平民最后的生命屏障。被中国人无数次感念的德国人约翰·拉贝，就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核心发起者与主席。其在华期间书写的《拉贝日记》，至今仍是揭露那场暴行最重要的史料之一。然而，很少有人留意到，《拉贝日记》中有一个频频出现的名字——饶家驹。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会会长苏智良告诉记者：“有人称饶家驹为‘上海拉贝’，实际上，拉贝在南京建立安全区，效仿的模板就是饶家驹早前在上海创立的南市安全区。”拉贝曾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关于安全区，我们自然是从饶神父在上海设区的成功经验中吸取灵感。“与其称饶家驹为‘上海拉贝’，不如说他是‘拉贝的师傅’。”

    作为当时上海多个慈善组织的负责人，早在1932年淞沪抗战时，他就已经是上海滩声名显赫的“明星人物”。 

    1932年1月28日，日军突袭上海闸北。许多居民来不及撤离，被困于火线之中。饶家驹闻讯后挺身而出，通过英国驻沪领事居中调停，并亲自登上日军旗舰“出云”号，面见日本海军司令野村吉三郎。经过激烈交涉，最终达成四小时的临时停火协议。   

    2月11日上午8时至12时，饶家驹亲自带领20余名翻译、担架员等，以及8辆大卡车，深入闸北火线，成功救出了七八百名惊慌失措的老幼妇孺。事后，时任上海市市长吴铁城特别致函，表彰他“慈善为怀”。   

    一位法国人，竟能在上海的复杂政局中，与中、英、日各国要人多方周旋，一手促成令人难以置信的停火。饶家驹究竟有怎样的魅力？   

    1878年，饶家驹（Robert Jacquinot de Besange）出生于法国西部的桑特市。16岁那年，他加入了耶稣会。因为惦记年迈生病的母亲，他原本不愿到遥远的中国，但他最终还是服从分派，千里迢迢抵达了1913年的上海。在黄浦江畔，他“穿长衫，拿起筷子来吃饭，读中国书，讲中国话”，还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饶家驹。他的目光始终投向苦难中的普通百姓。  

    1929年，豫陕甘三地大饥荒，他主持发放赈款万元。1931年长江大水，他出任救济水灾委员会秘书，不仅负责分发救济金、调查赈灾食品发放，还别出心裁地邀请电影公司拍摄制作纪实电影，以吸引富人捐款。1935年黄河泛滥，他亲自赴徐州调查灾情，然后撰写报告，组织慈善团体救援。   

    最了不起的当然还是在战火中救援战争难民的行为。为了给难民寻求资助，饶家驹曾去日本会见时任外相的广田弘毅，去重庆会见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去华盛顿会见罗斯福总统。他显然是个天生的外交家和杰出的组织者。   

    战火中的“诺亚方舟”

    1937年11月9日中午12点，红十字旗帜高高飘荡，上海南市安全区正式成立。从这天起，这片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区域成为东方战火中的“诺亚方舟”，先后为30多万中国难民提供了生命的庇护。   

    饶家驹是一个语言天才。他的母语是法语，只因一度被派到英国教书，就牢牢掌握了英语。在中国生活多年，他不仅能熟练使用国语和上海话，甚至还从虹口的日本侨民那里学会了带有关西腔的日语。   

    饶家驹还是一位极具个人魅力的“社交达人”。他曾对学生说：“干社会事业的人，应该多交际、活动，多识朋友和研究心理……否则事业便无成功的希望。”

    应该正是得益于这种高超的社交技巧和出色的语言能力，他才能在硝烟弥漫的上海租界之外，完成一个几乎不可能的使命——建立连日军也不得不承认的安全区。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无数百姓流离失所，疯狂涌向租界寻求庇护——按照人们过去的经验，租界是外国人保护的地方，只有逃到租界才是安全的。

    据1937年的《申报》报道，8月底的时候，上海难民已有70万。时人在文章中描述，在难民必经的外白渡桥上，人流“拥挤得如钱塘江的怒潮，奔腾澎湃地在寻求出路。那时，地上婴儿的哭声，行走迟缓的老弱的男女，被压在底下的呼救者，呼儿唤女的悲啼音——这一切的声音，震动天地，惨彻心脾”。  

    最让难民们绝望的是，人满为患的租界不堪重负，为了阻止更多难民进入，干脆关闭了铁门，甚至以铁栅栏、铁丝网阻隔。于是，在法租界与南市交界的民国路上，超过十万的难民只能露宿街头，挣扎在死亡的边缘。

    此时，饶家驹站了出来。他提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构想：在南市（南市区曾为上海市的一个市辖区，范围包括上海老城厢的全部及陆家浜地区、浦东上南地区等，该区于2000年撤消）划出一块非军事化的安全区域，专门收容难民，并要求日军不得轰炸此区域。  

    之所以选择南市，饶家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里已聚集了大量难民，且与法租界仅一路之隔，容易获得租界的援助。此外，作为上海的老城厢，南市的军事设施不多，公共空间极多，城隍庙、豫园、小世界游乐场、万竹小学等，都是收容难民的理想场所。并且，随着战火逼近，南市的很多居民已经离开上海或迁往租界，留下了大量空房。   

    饶家驹的想法很快得到租界当局的支持。一些在租界担任要职的“外国精英”，后来都成了安全区监察委员会委员，其中包括公共租界工部局顾问普兰特、法租界公董局董事查尔斯·巴尔敦等。这与后来南京安全区的情况截然不同，在南京，和拉贝一起留守的外籍人士大多都是普通的教师、医生、商人或传教士。   

    1937年11月4日，时任上海市市长俞鸿钧正式同意了饶家驹的提议。紧接着，饶家驹又动用私人人脉，委托相熟的英国记者田伯烈代为疏通，经日本同盟通讯社记者松本重治牵线搭桥，与日本外交官和军方高层反复交涉。重重压力下，日方最终同意不会攻击该区域。   

    日本之所以同意，当然不是出于所谓的“善意”。“关键原因在于日本意图美化自己的国际形象。”苏智良一针见血地指出，“上海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这里居住着大量外籍人士和外国记者，一旦发生大规模平民伤亡事件，对日本的国际声誉是很不利的。”

    即便在这样的背景下，能够说服日方认可安全区的存在，仍极为不易。细览饶家驹当时与中日双方往来的信函，可以发现一个微妙的现象，在与中方沟通时，他以“上海国际委员会”的名义进行；在与日方交涉时，则自称为“上海国际红十字难民问题委员会”主席。   

    苏智良教授分析，“上海国际红十字难民问题委员会”这个机构实际上并不存在，当时仅有“上海国际红十字会难民救济委员会”是正式机构。“问题”和“救济”只有两字之差，含义却完全不同。更值得注意的是，饶家驹在信函上留下的地址是他个人工作和居住的地方，并非国际红十字会的官方办事处地址。苏智良据此推断：“饶家驹在与日方交涉时，使用的是一个虚拟的机构身份。”    

    这一虚拟机构身份的背后，是饶家驹在中日之间谨慎周旋的苦心和智慧。中国方面支持建立安全区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坚决不与日方商洽、不订任何协定——这不难理解，因为日本正在侵略中国。所以，以救援难民为最高目标的饶家驹，就不得不自己出面，以不同身份分别争取双方的认可与保证。   

    “洋城隍”

    上海市档案馆中保存着一张珍贵的老照片：在安全区内的城隍庙大殿里，难民席地而坐。城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护一方平安、守一座城池的城市保卫者。在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城隍庙真正成了数以万计难民的庇护所，而饶家驹亦被上海老百姓称为“洋城隍”。

    他无愧于这样的称呼。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安全区，人数最多时容纳了超过20万名难民。

    为了便于管理，饶家驹把安全区划分为九个区域，每区都设一名区长，并从难民和住户中挑选若干人，负责总务、文书、训导、设计、给养、庶务、卫生、清洁、登记、调查、医务等日常“自治”工作。   

    激烈的战火，破坏了南市安全区的自来水厂和电厂，难民们最初涌入时，这里几乎一无所有：没水没电、粮食紧缺、衣物匮乏。这时，饶家驹亲自前往毗邻的法租界，再三协商后，法租界答应将水电供应延伸至安全区。连通法租界的三个大号自来水龙头很快安装好，安全区内还建起了24处老虎灶，难民们的用水问题顺利解决。   

    更为严峻的是吃饭问题。饶家驹曾对外国记者爱德娜·里·布克说过：“一美元就能为一个中国人提供一个月的廉价食物和医疗服务。”每一个难民的花费如此之少，然而，安全区的难民实在太多了，每个人一美元，20万人就需要每个月20万美元的巨款。上海各界人士和团体的捐款远远不够，他决定去海外募捐。  

    1938年5月2日，饶家驹风尘仆仆地动身，前往美国和加拿大，开始了他雄心勃勃的募捐计划。   

    饶家驹的确是个“社交天才”，人还没到美国，来自美国、法国和中国官员的“推荐信”，已经纷纷送达美国国务院和白宫。5月26日，在法国驻美大使的陪同下，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接见了饶家驹。不知他如何打动了罗斯福，对方居然慷慨地拨付70万美元的救济金——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这可是一笔巨款。罗斯福还特许了一大批原本要被资本家处理倾倒的小麦，由红十字会免费运输到上海。   

    为了募捐，饶家驹还发起一系列“一碗饭”晚会活动，号召每位客人捐献一笔救济款，数额只需介于一碗米饭和一顿正餐之间即可。每次晚会似乎都有不同的由头，有时是身着中国时装初入社交界的少女，有时是伴随进餐举行的中国拳击比赛、摔跤、杂耍等活动。还有一次，他竟然成功游说旧金山的富人，在活动中模拟“被捕”，付一笔“罚金”后才被释放，这些“罚金”就是富人们的捐款。种种“花式”募捐，帮助饶家驹在美国募集到善款100万美元，在加拿大募集到70万美元。   

    这些善款漂洋过海，化作难民们袋子里的大米、面包和小麦。 

    安全区人口密度极高，饶家驹最担心的还是医疗卫生。一旦暴发传染病，后果难以预料。此时，上海众多的慈善团体伸出了援手。安全区成立刚刚一周，上海国际救济会就在城隍庙内设立了第一家临时医院，由红十字会的医师免费义诊。不久，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华医学会共同开设了三所临时医院，分别位于万竹小学（今上海市实验小学）、流通图书馆和侯家浜叶宅。   

    衣食住行之外，治安也是难题。安全区建立初期，经常有窃贼闯入偷盗，饶家驹干脆请法租界派出大批巡捕，一举抓获了七八十人。但他没有对这些人予以拘禁，而是将他们反绑双手，沿街游行示众，三天后全部释放。他在中国生活多年，深知“脸面”对中国人的重要性。果然，经此一例，安全区内的盗窃事件明显减少。   

    条件如此艰苦，但饶家驹还不满足于仅仅维持难民的基本生存，他相信，总有一天，难民们将走出安全区，在那个值得期待的日子，他们需要一技之能。因此，安全区还设置了学校和难民工厂。

    饶家驹的口袋里永远装着糖果，看到小孩子啼哭，就掏出两颗，用上海话安慰他“你别哭”。在最令人绝望的战火中，他在孩童们心中种下希望。 

    返回欧洲

    1940年，随着越来越多的难民返乡，上海南市安全区的人数不断减少。到了这年6月，安全区里只剩15000多人。与此同时，欧洲战场吃紧，饶家驹的故乡正在遭受德军的入侵。6月16日，在人群的欢送下，饶家驹乘船离开了他生活27年的上海，他要回去帮助祖国的同胞。   

    在中国生活的最后岁月，饶家驹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饶家华。1940年6月18日的《申报》上，刊出了他饱含深情的话语：“中国就是我的故乡，我深爱中国，此次虽暂返欧洲，不久还是要回来的。”   

    回到巴黎，饶家驹原本希望运用他在上海的成功经验保卫祖国的同胞，可惜，这项慈善计划最终没有在自己的祖国实现。反倒是二战结束后，因受联合国的委派，他才得以在“敌对”的德国，再次续写救助难民的事业。

    他为心心念念的事业耗尽了所有的精力，1946年9月，因长期营养不良、劳累过度，他摔了一跤，此时，医生才发现，他已经罹患白血病晚期。几天后的9月10日，饶家驹在柏林离开了人世。他再也没有回到中国。

    1940年6月30日，因缺乏主持者，中国的南市安全区宣告结束。诞生在战火中的南市安全区引起了世界的瞩目。1937年11月，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驻中国代表、瑞士医生路易·卡拉姆多次参观安全区后，被这种战时平民救助的“上海模式”深深折服。卡拉姆将南市安全区的运作写成详细报告，汇报给了日内瓦总部。1938年，第16届国际红十字会通过了“安全区决议案”，饶家驹安全区被引证为战时平民保护的成功范例。1949年，63个国家共同签订新的《日内瓦公约》，“饶家驹安全区”再次作为成功的“上海模式”，被写入其中。如今，该公约的签字国已达196个，战时保护平民成为世界共识。  

    （《北京日报》9.16 杨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