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政法大学韬奋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赖楚谣时常回想起2020年的某个时刻,她还在复旦大学就读博士,如往常一般打开抖音,一位从安徽农村嫁到新疆喀什的创作者牢牢吸引了她的目光。
这个身材微胖、面容朴素的主播叫张姐,她口音浓重,却在和粉丝闲聊中阐释着她对算法的理解——“你一天播多少次,播多长时间,有多少人看,这些算法都会记着的”,“算法就是开始的时候会给你推流量,但都是路过的,你要让她们加入粉丝团,送个灯牌,算法记这个呢”。
最近,国内一些主流平台陆续公开算法原理。在上个月,北京网信办发布公告,推动属地主要网络平台公示算法规则原理,公示的第一批网络平台共6家,分别为:抖音、快手、百度、微博、美团、滴滴,旨在提升算法透明度。
2020年,一个普通话说得不好,甚至可能不识字的中年农村妇女,却能对着一些研究者都望而生畏的算法侃侃而谈。赖楚谣意识到,这一普通创作者与平台技术架构之间的关联和互动,是值得去研究的学术议题。之后一年,赖楚谣深入调查长三角两个短视频直播村——义乌北下朱与连云港海头镇,与大量的短视频创作者对谈,了解屏幕之外普通人与算法之间的周旋。她发现这些长三角的小村镇,正被算法深刻地改变着。
进入“直播村”
2012年前后,随着传统电商的兴起,一些村庄、城镇开始从农业生产转向电商卖货,国内出现了一批因电商平台下沉而得到发展的“淘宝村”。2015年左右,直播电商兴起以后,消费者的习惯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平台涌现,不少村镇便开始探索直播与短视频创作,甚至慢慢形成了整合式的供应链,专业化、生态化的运作模式。距离义乌商贸城仅2.2公里的北下朱村便是如此,一举成为“中国网红直播第一村”。
“‘北下朱’似乎有单独的结界。”这是赖楚谣第一次造访这个义乌小村庄的感受。出租车停在村口,踏进去的那一瞬间,“结界”就被打开了。街边随处可见在拍段子的创作者,几只手机架在三脚架上轮番怼在脸前;每间商铺的店招上都写着“某某供应链”,主播在店里拿着样品随时随地口播;快递三轮车在街口到处乱窜,货全部铺在地上,工人一刻不停地包装——有一种说法是,北下朱是全世界二维码密度最高的一个地方。
相比北下朱这样外来主播云集的村庄,连云港海头镇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光景。这里盛产各种海鲜,比如黄鱼、梭子蟹、东方对虾,是江苏省内首屈一指的海产特色乡镇。在这一产业基础上,村民们把握风口,从2016年开始在快手上直播,后来又转战抖音,短短不到5年,海头镇的电商交易额就突破5亿元,同样是个值得观察的田野样本。在田野调研中,赖楚谣常常会问受访者一个问题:流量到底是什么?很少有人能够毫不犹豫地回答。有的人说,流量是播放量,是粉丝数,有的人说,流量就是钱。
人与算法的周旋
“流量在用户端被感知为一种数据变化,是一种代表着可见性和注意力占用程度的资源,但背后是算法设置了用户与数据进行交互的规则。”赖楚谣解释。在围绕短视频创作者的研究过程中,她目睹了普通人与算法的周旋。
比如有田野调查对象告诉赖楚谣,直播电商发展初期,平台根据时长来分配流量,大家发现了这个漏洞,于是开始疯狂“拉时长”,甚至假直播。后来平台更改了策略,加入了对互动和销售数据表现的权重,大家便又想出了“卡直播间”的办法,低价引流一波。算法和人们之间的互动方式一直在更新迭代。
赖楚谣还观察到,不断有人测试如何能够博得更大的流量,是横屏拍摄流量好还是竖屏更好,是早上播流量好还是晚上播更好。站着播和坐着播,起什么样的标题、写什么样的文案会不会对流量有影响?主播有时候会在直播的时候问:主页推荐来的请“扣1”,就是为了看算法分配了多少公域流量,剩下的流量则来自私域内关注过账号的粉丝。还有一些人,利用这种周旋做起生意。在北下朱,有人专门卖课、卖资料,有人在直播间里教别人如何应对算法,直播培训基地、培训学校更是遍地开花。
通过直播和短视频创作,这些最普通的一群人,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直播村里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社区氛围,哪怕自己不做直播,这些生活在直播村中的人也在被直播改变。在海头镇,赖楚谣的一位田野对象直播失败,破产失业,但身处其中,他仍然觉得自己要做点什么。后来,他给镇里做海鲜产品直播的人提供配套服务,卖为生鲜充氧的设备和用于打包的泡沫盒,又蹚出了一条新的致富路。“大家互相比较,努力干,环境推着我们走。”
被直播改变的村庄
离开北下朱和海头镇以后,赖楚谣也曾去到西北部的一些村镇调研。在那里,她发现不少地方政府正在努力通过行政力量推动直播发展,希望以短视频为媒介带动地方经济。比如当地政府会出资用闲置的楼宇建设直播基地,提供商品存储的仓库,主推当地的农产品直播销售。“但收效甚微。”赖楚谣说。
与之相比,北下朱和海头镇的直播生态仿佛是自由生长起来的,快速踩中风口,迎接新的浪潮。“一个品类在直播间成为爆款以后,北下朱能够在48小时内完成定模、生产、包装、发货。”赖楚谣说,这种速度和配套能力很难被复制和超越。当然,物流配套的完备也是直播村能够运转起来的重要抓手,北下朱的快递曾经一度一单被压到1元钱以下,海头镇则到处是配备充氧设备、运送鲜活水产品的“水车”,海产品运输物流系统极为便捷。
目前,北下朱和海头镇已经完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经济社会转型,在与算法有关的诸多民间实践中,这些村镇的形态被重塑。比如欠发达地区的女性创作者可以实现灵活就业、提升家庭地位;大众和精英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低门槛的创作让底层人民也能够有途径提高经济收入。有些访谈对象认为,以前他不能上报纸、上电视,但是算法让他有平等的机会被观众看到。
有人说在短视频平台上走红是抽流量彩票,赖楚谣认为,这对长久不被看见的群体来说,实在太重要了。“谁都能买一张希望的彩票,人都得靠希望活着。”
(《解放日报》9.10 刘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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