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

    兵火世难，从来都是书籍的修罗场。当日军侵略的战火在华夏大地蔓延，郑振铎抢救的古籍只是“冰山的一角”，且不曾为世人详知，有些生前好友也是通过《西谛书话》才得知这段历史，叶圣陶曾说：“现在看了这部集子里的《求书日录》，才知道他为抢救文化遗产，阻止珍本外流，简直拼上了性命。”

    1937年8月14日，淞沪会战打响的次日，上海枪炮隆隆。站在静安寺的家中，郑振铎心中无比怅然，因为远处腾起的硝烟里，自己的藏书正在被吞噬。

    不只有许多像郑振铎一样的私人藏家蒙受灾虞，各地的公立及高校图书馆也损失惨重。仅到这一年的年底，全国3744家图书馆中便有2166家遭到破坏，将近九千万册图书被败毁、被掳掠。

    1938年广州沦陷后，仓促撤离的中山大学同样经历了这场书厄，大量没能及时转移的馆藏遭罹洗劫。对于这段校史，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吴真始终念兹在兹。“2009年，我到东京大学做博士后工作，看到一本《广东战后报告》，是一个日本随军记者的记录，其中讲述了1938年底日军占领广州几个大学图书馆的情况。顺着这些，我开始利用业余时间搜集‘中国被劫图书’的资料，过程中发现了原来有一部分图书战后被索回，其中34970册都与郑振铎有关。”

    这批图书是日军于1942年3月从香港劫掠至东京的，曾作为重要的战利品被加以整理和研究，1944年8月还在东京帝国图书馆举办过一场非公开展出。而它们之所以得以归拢，全赖于郑振铎在上海的孤岛岁月里瘁心劳力地收集。

    作为彼时中国经济最为繁荣的城市，上海也是整个南方的书籍集散地。抗战爆发后，大量狼藉于市的珍贵文献落入敌寇手中。对此，郑振铎明确意识到：“若我辈不极力设法挽救，则江南文化，自我而尽，实对不住国家民族也。若能尽得各家所藏，则江南文物可全集中于国家矣。”

    1940年初，在时任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朱家骅提议和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支持下，郑振铎与张元济、何炳松、张寿镛等友人秘密成立了“文献保存同志会”，依托中央图书馆建设经费，开始大量搜寻古籍。随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们接连抢购了各种珍本善本3800余种。

    所有购进的图书，全部由郑振铎一人负责搜访、挑选和商谈，每一本都经过了仔细分类、查注和登记。1941年，在这些图书被运往香港之前，还是他带着助手检点和编目。也正是受益于这份详细的载录，中国驻日代表团得以在战后有证可查、有据可依地向日方发起追讨——1946年6月，其中的10箱精品先行空运回国；1947年2月，余下的107箱也经海路运归。历经数载侵占之后，这批瑰宝终于悉数回到故土。

    面对时局，郑振铎自始便怀有一种自觉的责任。他认为“先民精神所寄，必不忍听其泯没无闻”，倘若“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则更是“奇耻大辱，百世莫涤”。而为了避免如此惨痛的结局，最好的办法就是“楚弓楚得”，归之于公。也是从这一理念出发，1938年6月，他“克服了一言难尽的种种的艰辛与痛苦”，从古董商手中购得了被视作“空前之秘籍”的《古今杂剧》（明朝万历年间的一部元明杂剧集），真正开始肩负起了为国家抢救文献的使命重担。

    郑振铎后来回忆，称此书为劫中所得的最高峰，其收获“不下于内阁大库的打开，不下于安阳甲骨文字的出现，不下于敦煌千佛洞抄本的发现”。不过彼时，他却为此遭受过许多埋怨。在那个动荡的时代，留在沦陷区的知识分子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某种“道德原罪”，对于曾是五四干将的郑振铎来说，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转身投向“故纸堆”，则更是颇有争议。然而郑振铎则认为，“史不亡则其民族亦终不可亡”，因此“为国家保存文化，如在战场上作战，只有向前，绝无逃避”。

    （中国新闻周刊网 9.4 徐鹏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