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公众看见鲜活的科学

    科学史研究不能止步于“器”的罗列与“道”的阐释，最终要回归“人”本身。科学是人类活动，科学家是有血有肉的个体——他们有探索真理的执着，也有面对失败的沮丧；有合作共赢的温暖，也有学术争鸣的激烈。科普让科学史不再曲高和寡，让科学变得可以理解，更有温度。

    一场高能物理学术会议上，一位院士的开场别具一格。他未急于展示最新实验数据，而是将时光拉回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追溯该领域理论突破如何为今日研究筑牢根基。这样的场景并非个例——与一线科学家交流时，我发现许多顶尖学者分享前沿发现，总会回望历史，为听众勾勒科学发展的完整脉络。这引发我的深思：科技飞速迭代的当下，为何顶尖科学家仍需从历史中汲取力量？

    中国古代“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科学发展是“道”“器”的结合。“道”是科学思想的灵魂，涵盖理论范式、研究传统与科学精神；“器”是科学实践的载体，包括实验设备、技术工具与研究手段。放眼全球科技史，科学进步从非单一维度突进，而是“道”的引领与“器”的支撑相辅相成、共同推动的结果。没有开普勒对行星运动规律的探索，牛顿难提万有引力理论；若没有望远镜的发明与改进，伽利略也无法获得支撑日心说的关键证据。

    曾经获得诺贝尔奖的实验物理学家丁肇中先生曾说：一种理论无论多么精妙，都无法否定实验结果；只有当实验与理论产生矛盾时，知识才能实现突破。物理学的发展离不开理论物理学家与实验物理学家的紧密合作。他的这番话反映了理论与实验、“道”与“器”在科学发展中的不同作用，也是在向科技工作者“科普”科学知识生产的逻辑。

    当代科学已迈入“大科学”时代。此时，大科学装置成为重塑科研格局、拓展人类认知边界的核心“器”，其革新深刻影响全球科技版图变迁。我曾实地走访国内多座大科学装置基地——从贵州平塘的“中国天眼”（FAST）望远镜到东莞的散裂中子源，再到江门中微子实验探测器，我尝试通过口述史、档案研究等方法，还原大科学装置的酝酿、设计、建设和运行，以及相关科学发现背后的人文故事，希望让公众看见鲜活的科学。已过耄耋之年的中科院院士俞鸿儒曾指导中科院力学所高温气动团队，主导建成了高超声速复现激波风洞，创造了一个科技自立自强的奇迹。这位年过九旬的院士回忆起当年在简陋实验室坚持科研的日子，没有任何不甘和怨悔，眼中仍闪烁着对科学的热爱与执着。正是这些鲜活的“人”，让科学之“道”有了温度，让科学之“器”有了灵魂。

    多年科普实践让我愈发清晰：科普不应是简单的知识“搬运”，更要帮公众理解科学发展脉络与科学精神本质。我曾在三峡工程博物馆，为来自内蒙古、新疆、西藏的孩子讲述三峡工程故事。我未停留在“全球最大装机容量”等技术参数，而是从1919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提出开发三峡设想讲起，回顾抗战时期美国工程师冒战火勘测、我国地质调查的科技人员艰苦完成首轮地质调查，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几代科技工作者半个多世纪的论证与设计迭代。当孩子们听到这些跨越百年的故事时，眼中不仅有对超级工程的惊叹，更有对科学决策中审慎、理性与担当精神的感知。这一刻我深知，科普的真正价值，是挖掘知识背后的人文之光，唤起公众的爱国热情——这正是科技史工作者沟通“道”与“器”的独特使命。

    （光明网 9.4 作者张志会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