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笔部队”的三次出征

    ■郑苏伊

    日本侵略者不仅在军事战线上对我军猛烈攻击，在文化战线上也是气势汹汹。1938年由日本作家、记者、摄影家、画家等组成了“笔部队”，到中国各地进行采访报道，用小说、报告文学、绘画、图片、新闻报道为日军罪恶的侵华战争高唱赞歌，狂热鼓吹“大东亚共荣”。

    作为一名文化战线上的战士，我的父亲臧克家决心以笔作枪，与敌人针锋相对，在争取正义与人心的无形战场上冲锋陷阵。

    1939年5月，随枣战役打响，臧克家和姚雪垠等人组成了我方“文艺人从军部队”（简称“笔部队”），深入随枣前线进行战地采访。

    父亲到了173师，与师长钟毅一见如故，相见恨晚。钟师长是父亲“抗战以来结识的许多军人当中最有头脑，最热情，最懂得文化的一个杰出的军人”。他身材魁伟，风度儒雅，待人亲切诚挚，上马杀敌是猛将，屡立战功获得嘉奖；下马吟诗是诗人，他的“太息中原长板荡，要将只手挽河山”“思从马上平天下，爱上城头看月明”等诗句令父亲赞叹不已。没有战事时，他们常对坐交谈，吟诗论文，推心置腹。钟师长给父亲讲述了许多他的战斗经历，说者兴奋，听者惊心。

    这次“笔部队”的出征，父亲最大的收获不仅是结识了钟毅这位能文能武的儒将，还包括他亲自到达战斗的前沿阵地去和战士们交谈，了解了他们战时的思想、生活、战斗状况。他看到，在最前线森林寺二连的阵地上，一群战士四月天还穿着老厚的棉军装，在星光下不停地挖着战壕。这里与敌人阵地相隔很近，鸡犬之声相闻。在与战士们的轻声交谈中，他听出了战士们在艰苦环境中的乐观精神、对敌人的极端蔑视和对上阵杀敌的热切渴望。他感慨地想，就是一个懦夫，一个自私的人，站在这群战士们中间，也会变得非常单纯、勇敢。

    第二年，钟毅师长在枣宜会战中力拼日寇，最终壮烈殉国。父亲闻讯，为军队失去了一位骁将、自己失去了一位挚友而痛心疾首。

    这次“笔部队”出征，父亲把他的所见所闻所感写成了报告长诗《走向火线》和通讯报道集《随枣行》。

    几个月后，父亲和姚雪垠等人又开始了第二次“笔部队”的出征。了解了前方的战况，父亲这一次的目的地是大后方——安徽立煌（现名金寨）。他们徒步3000里，冒酷暑一路奔波，沿途在各地做演讲，与当地群众座谈，考察各地抗战宣传情况，帮助建立前线出版社阜阳分社，非常忙碌，但父亲并没有停下手中的笔。在长篇通讯报道《淮上三千里》和报告长诗《淮上吟》中，父亲详细记录了这次出征的见闻和感想。在阜阳城外，见到大水泛滥，灾民无家可归，父亲深感忧虑：“饥寒迫人，/秋风已起，/紫泥不能团做口粮，/黄水不能剪作寒衣”，这些穷苦百姓将何以卒岁？在蒙城，站在173师副师长周元和4000名战士、百姓合葬的烈士冢前，父亲用热泪对他们表示祭奠和敬意；在固始，父亲听了老乡绅面对日寇让他做维持会长的威胁和利诱，用“为何侵略吾华”6个大字作为回答，最后惨死在敌人刺刀下的事迹，满怀深情为老人写下了特写《一个忠烈的故事》。

    到了立煌，父亲一行见到了安徽省主席廖磊，参加了欢迎美国友人史沫特莱的大会，拜访了新四军办事处的何伟主任，观看了当地的青年剧团排演的两出戏——《满城风雨》和《汪平沼协定》。

    父亲的第三次“笔部队”出征始于1939年严冬。先到了河南信阳，他穿梭于那里的医院、收容所，亲切慰问从前线下来的伤兵；查山——几次被日寇攻下又几次被我们夺回的战场，留下了他策马奔驰的英姿；鲁寨的战壕中，他和战士们一起过1940年的春节，把敌人的炮声当作节日的鞭炮；平昌关上，他在安葬着61位烈士的墓前祭奠英灵，也向埋着7个日本鬼子的“小鬼坟”投去鄙夷的目光。

    80多年前，作为一名文化战士，父亲以笔为枪，在抗战前线战斗了四年半。他不畏艰险，披肝沥胆，为全民族抗战奔走、呐喊，创作出《从军行》《津浦北线血战记》《古树的花朵》等诗集、报告文学集十数本。他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自己“掷上这条身子，掷上一切，去赢最后胜利的那一份光荣”的铿锵誓言。

    （《解放日报》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