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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辽宁锦州的辽沈战役纪念馆，收藏着一本泛黄的小册子，这就是曾任新华社社长的穆青同志采写的《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略》，开篇这样记录：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14年来在东北的抗日斗争，就其残酷与艰苦的程度，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这是一部用血泪写成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在暴敌侵凌下，所显现出的光荣和骄傲。但由于过去环境的限制，及日寇的严密封锁，使国人对联军的英勇斗争很少知道……”
1946年初，年仅25岁的穆青在一个班战士的护送下，冒着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乘卡车走了两天三夜，经过长途跋涉，在密林深处采访了东北抗日联军领导人周保中将军及其部下老游击队员数十人，写下了这篇1.2万字的长篇纪实报道，并于1946年3月以笔名“关寄晨”在《东北日报》和《解放日报》同时刊登。
这是第一次向世界展示东北抗日联军震天撼地的英雄史诗，深情铺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14年浴血斗争，挺起了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
这篇报道用大量事实和铁证告诉人们：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坚持14年抗战，对日军给予了强烈打击，为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报道也有力地回答了抗战胜利后“谁最有权利接管东北”：那就是14年来一直领导东北抗战的中国共产党人，14年来为保卫东北、收复东北始终奋战的抗日联军及爱国大众！
字字血泪昭日月，青史不泯慰忠魂。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东北抗日联军“抗敌最早、坚持最久、条件最恶”。
萌芽：举起抗日大旗
“‘攘外安内’蒋主张，夜赠领土百万方；金陵城头发乱令，叫尔小民做羔羊！”193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三千万同胞从此陷入日寇铁蹄之下。
此时，国民党仍在“剿共”内战，一部分人还存在希望南京政府出兵及国联武装干涉日本的幻想。存亡时刻，中共以国家民族为重，号召全党同志组织群众开展爱国运动，武装反抗日本侵略。
1931年9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回荡在沈阳的大街小巷，号召人们起来抗日。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响亮地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
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中共接连派出大批骨干奔赴东北抗战一线。东北人民抗日武装的重要创建人罗登贤，在中共满洲省委高级干部会议上铿锵有力地说：“敌人在哪儿蹂躏我们的同胞，我们共产党人就在哪儿和人民一起抗争。”
穆青在《史略》中写道：“中共东北组织特根据中央指示，广泛向群众宣传，指出东北人民惟一的出路，不是指望国民党和国联，而是自动组织起来，普遍发动游击战争……”
中共的主张，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各地轰轰烈烈地掀起了抗日浪潮。
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游击队、大刀会、红枪会、山林队……各式各样的抗日武装组建起来。这些武装部队被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他们无统一领导和编制，各自具有相当独立性；主要用轻武器乃至大刀长矛，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样式打击敌人。义勇军高举“誓死抗日救国”“还我河山”的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同日本侵略军展开英勇的武装斗争。
然而，东北义勇军由于自身存在的许多弱点，加之得不到国民党政府的支援，致被各个击破，大多数主要领导人脱走，部队大部瓦解。
1936年春，在中共领导下，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地游击队统一起来，全部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共辖11个军，成为东北抗战的中坚力量。
1936年至1937年，东北抗日运动进入高潮，中共除坚持扩大东北的抗日运动外，还与关内爱国人士取得联系。同时，东满和北满地方人民政府成立，直接与日伪满政府对峙。“一时间在人民政府领导地区，广大城镇乡村，遍插抗日红旗，群众高唱反日歌，到处欢迎抗日联军……每遇敌人‘讨伐’时，群众都组织自卫军，担任通信、担架、侦察、警戒等工作，甚至扛着土枪配合联军作战，宣誓要死守根据地。这是东北抗日运动发展的顶点，也是联军所谓‘骑大马，逛大屯’的顺利时期。”
七七事变爆发后，东北抗日联军更加积极活动，以打击敌人、援助关内抗战为中心任务，攻城夺寨、破坏交通，到处袭击敌铁路据点。各路军也都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及良好的军民关系，办学校，出报纸，组织群众。许多老游击区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准备组织人民政府。尤其是松花江下游两岸、牡丹江流域及伪三江省，大部分农村为抗日联军控制。
孤悬：血战白山黑水间
抗日联军的发展壮大，成了敌人的“心腹之患”。至1939年，日军在东北地区增兵至70万之众，以40万兵力来“讨伐”抗日联军，战争达到空前频繁与残酷的阶段。在马屁股山、莲花泡等战斗中，抗日联军伤亡惨重。
同时，日军对东北军民展开了“总体战”。一方面加紧施行“归大屯”政策，凡在游击区的小屯子全部烧毁，群众集中到大屯严加控制，在经济上采取严密封锁，一尺布、一斤棉、一粒粮都不准外运；另一方面对抗日联军加紧军事“围剿”，采取分区包围、轮番“扫荡”的战术，在一块地区内来回拉网，巩固一个地区以后，再向其他地区进攻。
穆青在《史略》中写道：“从辽吉边区长白山脉之牡丹岭、老爷岭、老松岭，横过长图铁路，沿牡丹江两岸，哈尔滨以东及乌苏里江左岸，所有山边村落、山中的猎户全部被日寇驱杀殆尽。以伪三江省而言，过去人烟熙攘，群众热心抗日，日寇称之为‘共产党的乐园’，焚杀过后，一片荒凉。”
这是东北抗战最困难的时期。文章中说，东北抗日联军这时几乎完全生活于冰天雪地丛山密林间，整日与野兽同居，饥寒相伴。没有房子住，便背着斧锯在一望无际的森林中放倒大树建造“密营”。后来“密营”又遭敌人破坏，从此“他们就经年累月地在雪地上围着火堆睡觉。火堆是他们最亲爱的朋友，也是他们的家。伤风感冒腰腿疼痛时，火堆又成了很好的医生”。
英雄从不畏艰险。当时，队伍里传唱着这样的歌曲：“天大的房子，地大的炕，火是生命，森林是家乡，野菜野兽是食粮。”
在《史略》中，有这样一段令人不禁落泪的文字：“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们曾吃过树皮、马皮，甚至自己脚上的靰鞡。数十天不见一粒粮食，是极其平常的事。有时候，他们因为饥饿，每天只能走十里路，很多人坐在地上就再也起不来，哨兵都必须依着树身站岗，一根稍粗的倒木不用很大力气就难以跨过……由于敌人的封锁，他们买不到棉花和布匹，衣衫单薄，常有冻掉脚、冻破脸甚至全身冻僵而死者。平常手一伸出来，就立即冻僵，不小心一接触枪筒就会粘下一层皮。”
穆青曾回忆那次采访周保中将军的经历：“当时正是东北最严寒的季节，气温降到零下三十多度。那风，真像利刃一样，割着耳朵、割着脸，穿透棉衣，透进骨髓；那空气，充满了冻结力，真是哈气成冰，眼睛、眉毛、胡子都挂起冰凌，眼睛张合，鼻子翕动，均有沙沙之声。我们简直冻成了‘冰人’，特别是腿脚好像失去了存在。带的干粮成了冰块，咬不动，掰不开……”这些描述，亦让人深深感受到斗争环境之艰苦。
东北抗日联军被日军称为“思想匪”，为彻底“消灭”抗联，日军制定了一个又一个“治安肃正”计划，动用大量兵力进入深山密林进行大规模的“篦梳式、踩踏式搜剿”。日军兵力是抗联的十数倍乃至上百倍，一旦发现抗联的踪迹，就会“像壁虱一样盯住不放”。
有抗联老战士回忆，每与敌人交火一次，都要连续不停地奔走上百公里，以摆脱追击。即使是吃一顿饭，抗联部队都可能要付出血的代价。
周保中将军曾向穆青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在战斗转移中，十几个重伤员实在无法行动，怕连累整个部队，他们便主动要求留下。于是，部队给他们找了一个隐蔽的山洞，留下一些粮食，约定等回来时再接他们。然而由于斗争情况恶化，部队未能按时去接，日后找到这个山洞时，只见留下的伤员一个个都饿死了。有的躺在铺上，有的死在锅台上，锅里粒米无存，只有一锅黑乎乎的稀汤；炊事员倒在山洞附近的水沟里，扁担水桶都还在他身边不远的地方……最难忍受的还不是弹尽粮绝、挨饿受冻，而是听不到党中央的声音，接不到党的指示。从1937年起，抗联即与中共中央及关内失去了任何联系，完全陷于孤军奋战的困境。
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于1941年在东北地区增兵达百万，集中军力进攻抗联。此时情况更加严重，抗日联军弹尽粮绝，群众完全被隔绝，数十天不见一人。《史略》中写道：“即令偶尔见到一两个山中猎手或煤窑工人、‘鱼亮子’以及伐木的樵夫，亦大多数是被敌人训练化装的特务奸细，一见到联军人少，则施毒药杀害，人多就跑去报告日寇……”
在这个最为困难的时期，东北抗日联军孤军苦战，牺牲甚巨。据不完全统计，抗联共牺牲师级以上指挥员100余人，其中军级30余人。
复起：星星之火终燎原
由于日军疯狂“讨伐”，以及毒辣的“集团部落”政策和“连坐保甲”制度，连年血战的抗联无从补充兵员和装备，加上长期与上级失去联系，1940年11月至1941年12月，抗联第一路军、第二路军和第三路军仅剩不足千人，只能相继到苏联境内休整。
然而，抗日斗争并未停止。1941年春到1943年夏，抗联派遣回中国东北的小部队就有数十支，这些小部队的任务主要以专项军事侦察、收集情报为主。1943年到1945年，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虽处于低潮，但抗日的火种仍在东北的土地上燃烧。《史略》中记载：“1943、1944年，抗日联军的分散部队，曾在铁骊、绥化、东兴、庆城等地出没无常，不断给日军以打击，并破坏其军事设备……然每到一处必袭击车站、破坏交通，极力恢复东北群众的民族自信心，坚定人民对抗战最后胜利的信念，并以实际行动告诉敌伪，无论如何艰苦牺牲，东北抗日联军是消灭不了的。”
事实正如英雄们预言的，到了1945年8月，抗日联军便从东北大地的各个角落，火山般地喷起，给日军以最后一击，并很快发展到10余万人。到1946年2月，东北抗日联军已改编为东北人民自卫军，分布于东北各地，部队总数已达15万人，并和“在关内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抗战的旧东北军张学思、吕正操、万毅等部及热辽的八路军合组起将近30万人的东北民主联军，准备为争取东北人民的民主自治进行坚决的斗争”。
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共创建最早、坚持抗日时间最长、条件最为艰苦的一支人民抗日军队。世上没有一支军队，像东北抗联这样，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大半战死；也没有一支军队，像东北抗联这样，无论是总司令还是普通士兵，10多年里时刻面临着饿死、冻死和战死的威胁。然而，就是这样，他们却创造了歼敌18万、牵制日伪军近百万的奇迹。
毛泽东同志曾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精确地描绘了东北抗战的面貌：“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这个英勇的游击战争，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挫折，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
1946年2月，时任《东北日报》负责人廖井丹找到穆青说：“现在有个紧急任务，派你赶快去访问周保中同志……中央的意见，要派记者去访问他，请他对东北的形势发表谈话，说明抗日联军在东北坚持抗战14年，而国民党未出一兵一卒，现在根本无权接收东北。”
穆青在周保中将军驻地采访了近半个月，每天都被抗日联军的英雄故事激励着、感染着。在采访过程中，他“处于极度感奋之中，常常边谈边写，边写边哭”。
穆青回忆说：“在抗日战争期间，我亲身经历了无数苦难，在晋西北吃过黑豆糠皮，在冀中钻过地道，但是，比起东北抗联遇到的困难，实在是算不了什么。我也读过不少中外战争史，看到过不少反法西斯斗争的英雄事迹的报道，但是，论其战争的残酷性、艰巨性，还没有一个是超过东北抗联的。中国人民正是依靠这批伟大的民族脊梁，依靠他们的不死的抗争精神，才免遭灭亡。”
（《新华每日电讯》8.14 牛纪伟 丁非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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