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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烟笼罩的南京城，一间普通的照相馆在1937年的寒冬奇迹般幸存下来。当日军摄影师军官挟着记录侵略暴行的胶卷到来时，这个本应消逝于战火的特定空间被赋予了荒诞而沉重的历史使命——它既是侵略者起初炫耀“战功”、后来制造虚假“亲善照”的洗印工坊，更是一群中国平民守护屠杀罪证的秘密战场。导演申奥在《南京照相馆》中以这把历史的“双面刃”剖开了南京大屠杀的至暗时刻，让显影液中的微光成为照见人性之美与民族气节的火把。
血染的胶片：从历史真实到艺术重构
影片的创作基底取材于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真实罪证影像。编剧许渌洋、张珂、申奥三人源于历史素材，创作了一个具有戏剧张力、类型化叙事的群像故事：没能随邮政局逃离南京反而免于一死的邮递员阿昌，被只会拍照不会洗印的日本摄影师误认为是照相馆学徒，而真正的照相馆主人老金一家四口躲在照相馆的地下室里避难。翻译官王广海一面为日军服务力图保住自己及妻儿的性命，一面又为了演员情人林毓秀能拿到通行证而谎称她是阿昌的妻子，让她搬进了照相馆。曾经救了毓秀一命、原本是南京警察的国军杂牌军“逃兵”宋存义也被毓秀偷偷带进了这个偏安之所。这一群人成为了命运共同体，他们开始是为了活下去而忍耐着苟且生存，但随着一次次看见洗印的照片里的影像，人的良知和朴素的民族情感让他们逐渐发生着改变，变得可以为了一些超越个体生死的事情而冒险乃至牺牲。
在这样的人物与情节的艺术重构下，影片所提供的情绪价值也在发生着悄然的变化。从恐惧，到悲痛，再到抗争，直至微观的勇敢振奋与宏观的胜利鼓舞融合在一起，高扬起“勿忘历史，吾辈自强”的反思性与励志感，实现了历史与当下、个体情感与民族精神的联通。
照相馆：避难所、抵抗地与记忆池
影片对空间的建构与运用颇具亮点。照相馆小中见大，意义丰富，不仅还原真实历史、承载情节发展，而且被赋予了三重象征意义维度：
其一，是生死避难所。照相馆的地下室与暗房结构为平民提供临时庇护，其存在本身即构成战争荒诞性的证明——侵略者需要被侵略者的技术完成暴行宣传。外部的血腥杀戮与内部的暂时平静之间形成了巨大的戏剧张力。照相馆的前台、客厅、卧室，与隐藏的地下室，以及居于两者之间的洗印暗房，形成了形态丰富的内部空间，兼具着历史的真实性与意义的隐喻性。
其二，是抵抗策源地。相机从记录工具蜕变为反抗的盾牌和武器，照片从生活瞬间的定格蜕变为侵略者的罪证。暗房红光下，显影盘成为没有硝烟的战场。当阿昌和老金颤抖着举起显现暴行的底片，镜头特写中血渍仿佛要滴落观众脸颊，此刻胶片的物理载体转化情感的神经突触，电影片中“雾中风景”呈现出清晰的轮廓。照相馆背景布上绘制的“长城”等风景平素里可能只是拍照的装饰物，而在片中特定情景下成了“大好河山，寸土不让”这个朴素却又具体的情感投射对象。毓秀将罪证底片缝入旗袍戏服的动作，让个人演员梦想升华为文明基因的传承容器；洗印照片的药水如硫酸一般成为武器浇在了日本摄影师的脸上；老金最后时刻拿着照相机像拿着枪一样忘我拍照并激情大喊“老子就是拍照片的！”——这些原本只是个体平民日常生活中的物件、场景与言语，在此刻共同编织成了民族抗争的经纬画卷。
其三，是历史记忆池。视觉上，极具痛感的南京大屠杀的场景，在电影里不仅是细节的真实，更是历史记忆的真实载体。侵略者残忍杀戮与照片洗印细节的对应与反差，普通南京市民在战争前的生活照与战争中悲惨命运的交叉剪辑，侵略者镜头下南京城空镜风景与有人的地狱一般的场景的对比，这些都让照相馆与南京乃至中国形成了互文关系：苦难从家国落到小民，抗争从小民再上升到家国。
人性光谱的显影术：从历史伤痕到和平宣言
影片超越传统战争片二元叙事，在生死夹缝中展开复杂的价值伦理建构。邮差阿昌呈现了最具普遍意义的蜕变轨迹，初入照相馆时佝偻的脊背、游移的眼神，勾勒出乱世中的“精致利己者”。转变始于暗房内外的步步觉醒，这种递进式设计拒绝英雄主义的神话，而是真实地让观众见证良知如何一寸寸压倒生存本能。他最后那一句说给日军摄影师的“我们不是朋友”，平实又极具震撼效果。
影片的震撼力正在于用这样的方式构建了记忆传承的影像谱系。当片尾真实照片中的断壁残垣与今日南京梧桐荫下的街景重叠，观众会懂得创作者的深意：“我们要展现的不仅是屠杀，更是普通人如何以微光撕裂黑暗。”那些缝在衣襟里的底片，那些在暗房红光中颤抖却依然抗争的手，共同构成中华民族最坚韧的记忆基因。显影终将发生，只要光还在，在军国主义者还在否认历史的当下，《南京照相馆》以对真相的虔诚显影，完成了对30万亡魂的深沉祭奠，对抗战胜利80周年的庄重纪念。
胶片或许也会褪色，时间的流逝中，我们该如何延续记忆？影片给出的答案是：让每个人成为显影历史的活性酶。勿忘历史，吾辈自强。
（《文汇报》7.30 作者程波系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副院长，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执行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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