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的书写与西方中国形象的重塑

    在西方人的中国红色革命书写中，关于长征的书写常常是其中极具转折意义的部分。这一方面是由于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叙事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在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人所描绘的“红色中国”创造了迥异于传统西方中国观谱系的现代中国形象，也构筑了讲述中国故事的全新范式。

    “中国形象”经历了从物产丰饶、文明开化、公正道德的理想国度到封建、停滞落后的专制帝国的变化。以18世纪中叶为界，关于中国的书写常被归纳进“文化理想/意识形态”二元结构之中。从这二元结构来看，西方人的长征书写似乎难以被简单地归于此。

    西方长征书写所塑造的现代中国形象成为人类改造自我及改造社会的重要表征，它超越了资本主义社会一战后对世界，尤其是对中国形象的想象框架。同时，西方对“中国”的书写与研究在二战前后正在经历从“古典学”到“区域研究”的转变，在赛珍珠、马尔罗以及斯诺等人的中国书写的对照中便可窥见一斑。他们有关“传统/现代中国”的书写极好地诠释了这一转型过程。这些文本虽有的是虚构作品，有的是非虚构的记录，却共同构筑了西方的中国形象。不仅如此，在尝试讲述现代中国的故事时，它们呈现出迥异的历史观和对现代革命的认知，实际也映射了转折时期在“想象中国”时的范式差异。

    从不同时期的西方作家对中国故事的叙述中，不难发现西方人关于长征的书写与对传统的中国形象的描述截然不同。书写长征不仅给“中国形象”贯注了新的象征意涵，还打开了新的想象空间。因为长征的传奇不仅让共产党人“绝望的撤退”变成了“胜利的序曲”；长征的胜利，意即共产主义的胜利，这是“使中国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沉睡和衰落之后开始复苏的力量”。斯诺称“长征是军事史上伟大的业绩之一”。索尔兹伯里激动地赞赏：“长征是一篇史诗。这不仅是因为淳朴的战士及其指挥员们所体现的英雄主义精神，还因为长征实际上成了中国革命的熔炉。”海伦·斯诺直接地把红军的长征看作中国人创造现代历史的序曲，“红军正是这样的人，为造就革命者而奋斗，为清除旧中国的腐败、殖民主义和一切积弊而战斗。英勇的中华民族在长征，在前进中创造历史”。

    “长征”也正是在西方人对现代中国形象的感知中，成为现代历史和社会理想的标志。西方人的长征叙事为西方中国观提供了新的叙事方式——讲述“长征”就是在讲述一个“现代中国”走进世界历史的故事。在一战后开始形成的全球化语境内，将“中国”作为现代世界的一部分，实际上也消解了“西方/非西方”的二元关系。以长征为开端的现代中国革命诠释了西方现代性思想中核心的部分——关于现代民主理想的想象以及人类自我救赎的史诗。“遥远东方大国”的一支名为红军的远征队伍和红色革命的书写之所以具有世界意义，并成为西方中国形象谱系中的“另类存在”，正在于一代又一代的西方人寻求资本主义精神危机的解救之途时，在以“长征”为开端的现代中国革命叙事中，找到了具体的历史答案。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 吴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