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要着力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其中一项具体的工作要求是:“严格限制超高层建筑,全面提升房屋安全保障水平”。可以说,在中央层面明确释放了建筑“限高”的政策信号。
一般来说,超高层建筑是指40层以上,高度100米以上的建筑物,这既包括普通居民住宅,也包括商务楼宇等公共建筑。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超高层建筑数量最多和增长最快的国家,已拥有世界接近三分之一的高楼大厦。
高有高的道理。然而对高度的迷恋,也逐渐演变为了某种盲目的“攀比”和“竞赛”。造更多更高的高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不少城市的“惯性思维”,甚至被简单化为“以高度丈量政绩”,似乎谁造的楼更高,谁就站到了发展的制高点,谁也就越有成绩。特别是一些财政本就不充裕的地方,造成“建设时追高、建成后闲置”的局面,最终沦为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
但今天再谈限高,显然有着更为迫切的现实意义。一个基本前提是,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对建筑高度的追求让位于对建筑内涵的深耕,安全、绿色、宜居等特性被置于更重要的位置。这一转变的背后,更值得追问的是:当城市不比天际线的高度,那要比什么?
显然,要比的是更多更难做的,更看不见的,也更有价值的“功夫”。一座城市真正的标识,不是可被轻易刷新的物理高度,而是不可复制的内在实力。城市真正的较量,从来不在云端,而在那可感可触的人间烟火里。往小了说,可以是一栋房屋是否舒适可靠,往大了说,可以是一片区域的规划是否精细合理,再往大一些说,则是一座城市的内生动力和内在气质,是否具备真正的吸引力,让更多人近悦远来。可以说,在不同的发展层面上,都有更多、更值得比较的维度。
(《解放日报》7.23 顾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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