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路徒步的意义

    ■杨潇

    这个42升的登山包比我想的要小，塞进一件冲锋衣，一条速干裤，两套贴身换洗衣物，一件防晒衬衫和一双拖鞋，就只剩下一小半空间。拖鞋不是非带不可，但不知为什么，当我想象接下来的公路徒步旅行时，眼前总会出现暴雨倾盆、溪河涨水，我卷起裤管、换上拖鞋、小心翼翼穿越被淹道路的画面。

    我计划从长沙一路向西，以徒步为主的方式横穿湘西、贵州，然后到达云南昆明。这是八十多年前一支特殊行军团的路线——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沦陷，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下湖南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2月，临大师生分三路再迁云南，其中，由近300名男生和11位教授及助教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历时68天，徒步1600公里，最终抵达昆明，与另两路师生会合，组成著名的西南联合大学。关于联大在昆明的八年（1938年4月—1946年7月），不论大众叙事，还是学术研究，都已汗牛充栋，比较起来，为什么要关心八十多年前一次仅仅持续了两个月余的行军？很简单，因为那是传奇的起点。

    美国学者易社强在《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里说：“穿越内陆的想法吸引了渴望深入群众的民粹主义者，也吸引了准备以抗日的名义发动穷乡僻壤的群众的积极分子，还吸引了充满好奇心或热衷冒险和体能挑战的人。”在这条公路上，他们会不断遇到平津书斋里一辈子也不会遇到的人，会看到红军长征留下的印迹，会与源源不断开往前线的部队和车队相向而行——这条公路也是战时运输最重要的动脉之一，最终他们会亲眼见证中国西南地区的真相。“我在十五岁以前，受着古老家庭的束缚”，这是出发前闻一多说的话，“以后在清华读书，出国留学。回国后一直在各大城市的大学教书，过的是假洋鬼子的生活，和广大的山区农村隔绝了……虽然是一个中国人，却对于中国社会及人民生活，知道的很少，真是醉生梦死呀！国难当头，应该认识认识祖国了！”

    查询闻一多这句话的出处时，我恰好在重读约翰·斯坦贝克的《横越美国》。1960年，这位美国作家以58岁之龄开始他的穿越美国自驾之旅：“我住在纽约，偶尔在芝加哥或者旧金山蜻蜓点水式地稍作停留。我发现其实我并不认识自己的国家，身为一个书写美国故事的美国作家，事实上我写的全都是记忆中的美国，而记忆充其量只不过是个残缺不全、偏斜不正的储藏所。我已经许久未曾听过美国说的话，我对所有变化的知识都来自书本与报纸，但更重要的是，我已经有二十五年没有感觉过这个国家了。我已经许久未曾听说过美国说的话，没有闻过美国青草、树木以及下水道的味道，没有见过美国的山丘与流水，也没有看到过美国的颜色与光线的特色了。”

    把纽约、芝加哥、旧金山替换为北京、上海、深圳，把书本和报纸替换为微博和朋友圈，你会发现我们的处境并无不同。线上线下，我们都生活在一个个的小圈子里，从微博热搜、刷屏公号和抖音快手里观看一个支离破碎的奇观式的中国——是时候换一种观看方式，用脚丈量一下广袤真实的大地了。

    这里是4月初的湖南，冷暖空气仍在纠缠较量，前几天气温冲到了34度，一夜间又陡降到非穿毛衣才好——全省都处在这种不稳定的天气中。根据预报，贵州的天气倒是非常稳定：稳定的无休无止的阴雨绵绵，到达云南之前有可能一切都是湿漉漉的，不要紧，反正我会在云南不限量供应的日头下把自己烤干。

    我将要走的这条路，现在主要由319国道和320国道组成，它们大致和当年京滇公路湘黔滇段重合。人不可能踏上同一条公路，但公路之于现代国家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并未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联结历史与现实的载体。“重走”一条八十年前的老路，不必奢望见到多少往日景象，但若要解答我对寻路之年的种种好奇，没有比公路更好的空间了。

    （《重走》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