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宣布将西夏陵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神秘的西夏陵迎来世界探究的目光。
尘封历史的发现
站在西夏陵博物馆一楼展厅的沙盘前，高山与陵塔的遥相呼应一目了然——陵区沿贺兰山势走向呈西南-东北方向延展，西北傍高山、向东眺黄河，俯瞰整个银川平原。
“整个陵区背山面水、地势高敞，每座帝陵的空间轴线都与贺兰山的某个山峦顶峰相关联，借山势衬托出陵墓建筑的恢宏气势。”西夏陵博物馆馆长师培轶说。
如此规模宏大的陵墓群，主人究竟是谁？明代安塞王朱秩炅有诗云：“贺兰山下古冢稠，高下有如浮水沤。道逢古老向我告，云是昔年王与侯。”这些可能为“昔年王侯”的古冢，在岁月的长河中以遗址状态静静矗立了近千年，无人知晓它的来历。
20世纪70年代，宁夏考古队首次开展西夏陵科学考古调查，并确定7号陵陵主是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宗仁孝寿陵，这是目前西夏陵唯一一座通过考古研究完全确认墓主身份的帝陵。
“半个多世纪以来，通过对西夏帝陵陵主的确认、陪葬墓、北端建筑遗址和防洪工程遗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西夏陵的选址、陵园结构、形制布局、陵寝制度、遗存情况等逐渐清晰。”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柴平平告诉记者。
西夏陵分布范围近40平方公里，含9座帝陵、271处陪葬墓、5.03公顷的北端建筑遗址、32处防洪工程遗址，并巧妙借用贺兰山势，共同形成了雄伟壮丽的陵区景观。
西夏是11—13世纪我国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以党项族为主体，1038年建立，1227年被蒙古所灭，其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鼎盛时期曾控制河西走廊，疆域规模达到115万平方公里。
参与西夏陵申遗工作的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陈同滨认为，“西夏陵作为西夏留存至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完整的代表性遗产，为中国历史上延续近两百年的西夏王朝及其君主世系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特殊见证，也填补了亚洲文明史上时间—区域—族群框架上的空缺。”
文明交融的印记
行走在西夏陵区，从高耸的陵塔和地面建筑遗迹，仿佛可以看到昔年王朝的盛景。
通过观察西夏帝陵的献殿、陵城南门等建筑遗址的柱洞分布，可以明显看出，它们均采用了中原地区传统的木结构建筑形式。现存规模最大的3号陵陵城，在城门、角阙等建筑中不仅使用了中原王朝的“阙”，而且为“天子三出阙”的最高礼制，完全符合中原文化的帝王规制。
西夏帝陵在吸纳唐帝陵、宋帝陵陵寝制度的基础上，还吸收了吐蕃、回鹘、契丹、女真等民族的文化元素，并结合自身民族传统文化观念进行创新。
比如，每座帝陵的献殿、墓道封土、圆形基址、陵塔等组成的轴线，都偏离陵城的中轴线，并形成一定夹角，这恰恰是党项人“鬼神居中”传统信仰的反映；陪葬贵族墓中出现的夯土冢、土丘冢、积石冢，是亚洲内陆游牧和畜牧地区的多个民族丧葬习俗在这一地区的集中表现；出土的人像石碑座是基座与人像的融合创造，样式可能受到草原石人和西南地区影响；西夏陵还发现一种垂兽——迦陵频伽，这种佛国世界中的神鸟形象在敦煌壁画中很常见，折射出西夏文明对佛教的推崇。
“大量的考古发掘，证实了长期处于北方农牧交错地带的西夏，其文化呈现出多元交融的特点。”陈同滨说，西夏陵出土的钱币、丝绸、珠饰、金银饰等随葬品，均反映出公元11—13世纪西夏在“丝绸之路”上的中继枢纽地位，及其经由“丝绸之路”对中原与西域之间经济与文化交流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以儒治国，也是西夏吸收中原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宋史·夏国传》记载，1147年夏仁宗“策举人，始立唱名法”，这是史书最早关于西夏科举取士的记载。夏仁宗天盛年间颁行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开篇首列谋逆、失孝德礼、背叛、恶毒、不道、大不恭、不孝顺等“十恶”罪，和唐宋立法指导思想完全一致。西夏还尊孔子为文宣帝，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尊孔为帝的政权。
“作为一个由党项人建立的多民族政权，西夏积极吸收中原汉族文化，官僚体制效仿唐宋，主流意识形态崇尚儒学汉礼，又结合民族自身文化和价值观进行融汇创新。”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西夏学专家杜建录说，而西夏陵正是公元11—13世纪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地带多民族融合、多元文化交流的产物，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提供了重要见证，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光明日报》7.13 李韵 张文攀 闫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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