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类学术期刊来稿的两种倾向

    ■刘俊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传媒学术领域快速发展，逐渐摆脱了“新闻无学”“传媒无学”“影视无学”的状态。但是近年来，在审阅传媒类学术期刊来稿时，也感受到了两种明显的倾向。

    第一种倾向是部分中青年学者长于高度理论性、思辨性文章的撰写，文章逻辑复杂且深入，但往往因为缺乏对传媒现实、社会现实的观照，而显得文章“悬浮”，理论高耸却难以落地；部分年长的学者长于对于现实问题、现实命题的捕捉和把握，善于对经验性素材进行总结，但所撰写的文章却往往缺乏理论性，缺乏必要的复杂逻辑，甚至像工作报告。

    第二种倾向是部分思辨性的定性研究文章，虽然理论性、思辨性强，但因为缺乏数据支撑，导致结论难以令人信服，不能言之凿凿，有想象式研究之嫌，“心证大于实证”；另一部分数据性的定量研究文章，虽然有严谨的数据收集、分析、呈现的过程，有较强的科学性，但却更多是“工科式”写法，数据之外没有思考、思辨乃至贡献思想，缺乏对数据背后底层逻辑的规律性探究，“实证大于心证”。

    近数十年来成长起来的两三代传媒学人，因为面对不同的时代发展、学科发展、理论发展、实践发展状态，形成了不同的研究取向、研究范式、研究路径、研究理念，甚至同一个议题的论文由不同年龄段的学者来撰写，其风格、逻辑、内容、观点可能大不相同。因此，未来传媒类学术期刊努力的重要方向之一，便是如何取不同世代传媒学者的优长，以及不同研究范式、理念、方法、路径的优长，让理论与实践、思辨与经验、定性与定量、心证与实证、研究的“天际线”与“地平线”等，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多元繁荣，共荣共生。

    （作者系《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