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序记

    20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与“再教育”的部队农场告别，从盘锦来到北京。种了两年多水稻，满脑子都是插秧、除草、施肥、收割，冷不丁调进外事单位，如同刘姥姥进大观园，对一切都感到新奇又陌生。如何开阔眼界、丰富知识、积累经验，成为当务之急，但没有人手把手教，只能多观察、勤摸索、常体验。我发现中日两国许多敏感、微妙的现实问题，必须沉潜到史书中，才能厘清来龙去脉，所以在搜集与日本有关的资料的同时，对中日近现代关系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81年春，我与两位作家到北海道采访，归国前在东京小住。日本友人古川万太郎将他的新著《日中战后关系史》送给我，该书以政治、经济为主线，兼顾外交、文化、科技、体育等，描绘了战后两国关系的发展变化，资料翔实，脉络清晰，立论公正。我当时就想把它翻译出来，如此既能为从事中日交流工作的新人解燃眉之急，也能为研究中日关系史的学者提供一家之言。

    古川先生是我所敬重的为中日友好事业不辞辛劳、四处奔波的社会活动家。他不仅著书立说，仗义执言，而且身体力行，“我写书不是为了出名，更不是为了赚钱。我只是想用史实告诉人们：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忘记或歪曲历史，都是可悲的、危险的。”他在《致中国读者》中一针见血地说，“回顾历史，我们发现，从日本战败到与中国恢复邦交，竟相隔二十七年，而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竟相隔三十三年！为什么经过了如此漫长的岁月呢？虽然有国际障碍等各种原因，但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日本人民感到极为遗憾的，就是日本的领导人，对于两国间不幸的历史事实——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缺乏正确的认识。”

    大概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我终于译出初稿。寄给出版社时，责编李凡先生建议加一篇序，我马上想到了刘德有先生。1971年，德有先生在日本担任常驻记者，就和古川先生相识；况且，他们俩都是战后中日关系发展变化的亲历者，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好恶。德有先生为作序的不二人选。

    我本想当面求序，但打电话时得知德有先生不在，便写了一封信，送到孑民堂（蔡元培纪念堂）的办公室。当我走出红漆大门，有点惶悚不安：事先没打招呼，这不是搞突然袭击，强人所难吗？

    在日语翻译界，刘德有先生的名字如雷贯耳，无人不晓，多次为领导人当翻译。我认识德有先生，是他到文化部任副部长、主管对外文化交流工作以后。当时，中国作协与文化部同在沙滩北街2号办公，而中国作协的外事工作由文化部代管，来访的日本作家中有不少是德有先生的老朋友，我就带他们去孑民堂见他。

    德有先生没有怪罪我的唐突，很快就将序写好。他在序中说：“他以一个政治记者的敏锐，以日中友好社会活动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来研究现实、研究历史，目的是让人们重视历史的经验，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为日中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而努力……我看到了一位从事日中友好事业的朋友火热、真诚的心。”

    从那以后，我和德有先生熟络起来，经常互通电话、书信、短信。他很勤奋，公务之余，笔耕不辍，每有新作出版，都不忘送给我。他的《现代日语趣谈》和《战后日语新探》，是探索语言的书，影响很大。

    德有先生虽年过九秩，依然辛勤笔耕，不断有新作问世。鉴于他为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作出的巨大贡献，2018年，中国翻译家协会授予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说他是“学者中的学者”“专家中的专家”，当不为过。

    （《北京晚报》6.30 陈喜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