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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烟弥漫的年代，文艺绝非点缀。它是号角，是刀枪，是暗夜里的星光。电影剧作家是夏衍最重要的身份之一，除此之外，他还是报人、文学家、评论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他看到过封建帝制走向末路，亲身参与过“五四运动”，经历了14年抗日战争，见证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冉冉升起……“有人说他是世纪的同龄人，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在我看来，他还代表了烽火岁月中的那一群人，‘阅读’夏衍就是‘阅读’星火璀璨的二十世纪。”夏衍的孙女沈芸说。
踏入崭新的文艺天地
1900年，浙江杭州庆春门外严家弄一个破落地主家，沈家夫妇生下了小儿子沈乃熙。沈乃熙的父亲是个不第秀才，字雅言，小儿子满3岁时，他撒手人寰。沈乃熙后来进入文艺界，为了纪念父亲，取了“雅言”的谐音“夏衍”做笔名。
“穷总是紧紧缠着我。”夏衍在回忆录里说。好在读书成绩名列前茅，他被保送到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念书，这是一所工科学校，培养的是“有见解有技术的工业人才”。“问题是，实业真的能救国吗？这个问题很早就在祖父的脑袋里盘旋了。”沈芸说。
当时的夏衍正值青春，血气方刚，受到一些新文化影响，一直在思索出路。1921年，他公费留学日本，专修机电专业，功课遵循“70分原则”，时运兴衰才是他最关注的问题。他曾在福冈拜访郭沫若，本想谈谈文艺，最后都在感慨国事。直系军阀被推翻时，孙中山受段祺瑞之邀北上，途经北九州门司港口时，夏衍和他短暂交流，说“留日学生希望南北早日统一”。夏衍还曾只身一人到汉城（今首尔）、平壤以及中国东北游历。在哈尔滨，一个当地小贩问他“要里巴（俄语面包）呢还是梅西（日语米饭）”，“我没有话说，只是一阵说不出的悲哀。”
日本6年学生生涯结束时，实业救国的想法彻底消失，夏衍坚信“问题的症结在于改造社会”。此时的他，对于未来有了一个模糊的方向，但心中仍有犹豫。“你看我行吗？”夏衍问同学郑汉先。对方回他：“行，特别是在这个时候。怕死的要退，要革命的就该进。”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不久，归国的夏衍在上海海宁路的一家烟纸店楼上，经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鲁迅、茅盾与创造社、太阳社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爆发，为了团结革命文艺工作者，周恩来决定将夏衍从闸北街道支部调出，参与筹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接到通知的夏衍觉得惊奇，当时的他自认为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文艺工作者。和鲁迅同为“左联”主席的钱杏邨说：“因为你认识各方面的人，又没有参加过那场论争。”
于是，这便成了夏衍从事文艺工作的起点，前方一个崭新的文艺天地等待着他去开拓。
有一种“殉道者”的精神
“左联”成立后不久，“左翼戏剧家联盟”“上海艺术剧社”也相继成立，夏衍参与其中，结识了田汉。两人成为共同创作戏剧、共享革命理想的同志。田汉送过夏衍一束杜鹃花，直到夏衍晚年，杜鹃花还总是能勾起他的回忆。
夏衍进入电影界是在1932年，日军侵占东三省、淞沪抗战之后。他到钱杏邨同乡开办的“明星影片公司”当编剧顾问。上海沦陷前，“明星影片公司”是拍摄进步影片最多的公司之一。“在文化艺术领域，电影是最富群众性的艺术。”瞿秋白得知这件事后，对夏衍如此说道。
这一时期，广大群众的抗日爱国情绪高涨，对老一套武打片、伦理片渐渐失去兴趣。在这样的形势下，夏衍为电影界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1933年，夏衍编剧的首部电影《狂流》一经上映，便引发轰动。同年，茅盾有一篇揭露资本家和旧社会的短篇小说《春蚕》，也被夏衍改编为黑白电影，开创了将名著改编为电影的先河。两年后，他和田汉编剧，袁牧之、王人美主演的抗战故事片《风云儿女》上映，成为中国影坛最早宣扬拿起武器与日本帝国主义做斗争的故事片之一，是中国文艺界抗日救亡题材影视作品的代表性发端。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夏衍辗转广州、桂林、香港来到重庆。在抗战大后方，他欣喜于找到了一个“安心写作的地方”。在那里，他养了一条叫“来福”的狗，屋前竖了一块木板，上书“依庐”二字，一家四口团聚在此，一直住到抗战胜利。这段时间，他一方面负责《新华日报》工作，直接向周恩来汇报。一方面进入戏剧创作的黄金期：《法西斯细菌》高喊着“消灭法西斯主义”的口号；《芳草天涯》刻画了抗日战争期间知识分子群体的理智与情感；《戏剧春秋》以戏剧工作者为主角，在重庆一炮打响，叫好叫座……
“从二三十年代开始，我们从事戏剧运动的这批人都有一种‘殉道者’的精神，吃苦赔钱，在所不计。”夏衍生前曾说，《戏剧春秋》上演后，连很少看自己戏的他，也看了四五遍，从不写诗的他也作了一首诗：“献给一个人/献给一群人/献给支撑着的/献给倒下了的/我们歌、我们哭……天快亮了！”
新中国成立后，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亲自操刀改编了鲁迅的小说《祝福》，成为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之后，他创作的《林家铺子》《革命家庭》《在烈火中永生》等，也成为中国电影史名作。1994年，夏衍被授予“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荣誉称号。夏衍去世后，每每提起他，人们都说这位文艺巨匠是“中国电影的根”。
“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几次大难不死，也许可以说是侥幸，但久经折磨而未改初衷，这是因为我对祖国、对人民、对全人类的解放还是抱着坚定的信心。”夏衍如此总结自己。
（《环球人物》2025年第12期 高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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