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在中国大地上生长出来的治国方略，“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更凝结为明显的制度优势。“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网上意见征求活动正在进行，“我为‘十五五’规划献一策”等专栏密集上线，以期在智慧的碰撞中探寻民之所盼的“最优解”，谋划治国理政的“施工图”。
国内外舆论场不仅关注中国的未来走势，也在思考为什么中国选择以“五年规划”的方式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又是怎样支撑这一制度有效运行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工业基础特别是重工业基础十分薄弱，“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为了在短时间内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党中央提出，“必须加强国家建设的计划工作，使大规模建设能在正确的计划指导下进行，避免可能发生的盲目性。”据统计，“一五”期间新中国工业生产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100年。亮眼成绩单极大鼓舞了国人，更验证了“五年计划”这一治国理政方式的有效性。
从1952年到199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由679亿元上升到2.69万亿元；钢年产量由135万吨增加到8094万吨……翻天覆地的变化，充分证明了计划对于起步阶段的新中国的重大作用。正是因为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在核心领域，我们才得以推动新中国快步走向工业化，为后续发展打下了经济家底。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蓬勃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继续制定事无巨细的计划将影响市场本身的活力，政府开始转向专注对发展大盘子的宏观调控。从“十一五”起，中国的“五年计划”正式改为“五年规划”。一字之差，折射着认知的质变。“宏观有序+微观自由”的新模式下，中国经济社会呈现出生机勃发的新气象。
通过五年规划这一切口，我们能够一探中国七十余年来昂扬奋进的重要密码。从时间坐标来看，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十四五”是开局起步，“十六五”是冲刺收官，“十五五”正是承前启后的关键五年。从世界形势来看，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争端频发，新的动荡变革期已然到来。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已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变乱交织，于中国而言，关键还是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以“五年规划”为行动纲领，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以我们的确定性对冲外界的不确定性。
（《北京日报》5.28 崔文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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