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家村的秘密

    接待游客84.6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1.2亿元，在陕西省重点旅游景区中居首位。这是袁家村“五一”假期的旅游营收“成绩单”。

    如此高的旅游热度，在袁家村已持续多年。陕西旅游资源丰富，而袁家村及周边没有名山大川，也没有“非去不可”的人文景观。这个面积0.4平方公里的西北小村庄创造的奇迹让人匪夷所思。

    不甘心的“空心村”

    袁家村地处陕西关中平原的九嵕山脚下。九嵕山因是唐太宗李世民与文德皇后长孙氏的合葬陵墓所在地而闻名，但袁家村却未能沾上皇家的光成为风水宝地。受地理环境影响，袁家村气候干旱，土地贫瘠，资源匮乏，曾有“地无三尺平，砂石到处见”的说法。历史上，一户农民忙活一整年还无法解决温饱问题的情形常有出现。

    1970年，当时24岁的郭裕禄担任袁家村第36任队长。为了改变挨饿受穷的局面，他带着村民打井找水、挖坡填沟、积肥改土，把五百余亩坡地、小块地改良成了平展整齐、旱涝保收的水浇地，村里棉粮产量升至陕西省前列。要说袁家村的“创业史”，这算得上是最早的一次。

    20世纪80年代，全国大办乡镇企业，袁家村先后经营过砖瓦窑、水泥厂、硅铁厂、印刷厂，成立了汽车运输队和建筑队，还有专门的商业服务部。到2000年，袁家村人均年收入达到8600元，集体资本积累达到1.8亿元，已是远近闻名的小康村。

    不过，随着国家产业政策调整，各地乡镇企业逐渐萎缩、关停。袁家村也不例外。企业没了，青壮年陆续外出谋生，村里只剩下老人、小孩。和不少山区农村一样，袁家村成了“空心村”。

    一直专注三农问题研究的袁家村乡村振兴课题组负责人宰建伟认为，袁家村能最终免于凋敝，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前的“创业”经历在村子里形成的敢想、敢干、不甘落后的精神。

    外出闯荡的村民里，郭裕禄的儿子郭占武是其中之一。那几年，他在西安开了公司，赚了钱。2007年，郭占武受村里邀请返乡创业，随后当选为村里的党支部书记。这一次，他为袁家村选择的破局方向是做乡村旅游。

    让游客成为袁家村生活的一部分

    “城里人到农村旅游，什么才能真正吸引他们？”郭占武一直在思考。近年来，新建古城因无人游览变空城，老牌古镇、村落被诟病“都长一个样”的新闻时有出现。“如果只是为了吃美食、看仿古建筑，人们不需要大老远去农村，因为这些要素城市里都有，而且更好。”宰建伟说。

    在关中农村，做油泼辣子是每户人家的日常。尽管从小在袁家村长大，但每次看到烧开的菜籽油泼入刚碾碎的辣椒中，听到“滋滋”的声响，郭占武心里都有很特别的感觉，一种“生活”的感觉。从这种感觉出发，郭占武给袁家村的旅游业定下了基调：把原始、真实的乡村生活呈现给游客。

    豆腐坊里，点卤水的巨大土锅土灶放在门口，后面的师傅忙着磨浆、过滤、煮浆，为了方便游客近距离观察、品尝，旁边还摆着柴桌柴凳。新、老油坊里，绝大部分空间让给了榨油架、打油锤，以及大量堆放的黄豆和菜籽。卖油的柜台，反而只占据了很小的一角。麻花店每天要消耗大量菜籽油和面粉，“供应商”就是隔壁作坊街上的油坊和面坊。

    来到袁家村的游客，多少会有种错觉，自己的消费、购物，只是这个自成体系的生态捎带手做的事。而这正是袁家村最大的卖点。当吆喝声被土火炉子的响声、菜籽油的香味代替，游客也会短暂忘记自己的身份，成为袁家村生活的一部分。

    西北大学传播学系主任赵爽英多次到袁家村开展田野调查，她把那里比喻成一个情景剧舞台，“郭占武带领的村委会是导演团队，村民、商户是演员，可他们都本色出演，演出了最自然的乡村生活，最终让游客心甘情愿地买单”。

    让村民不可替代

    造成我国乡村旅游困局的原因之一，是开发者们拆掉老房子，砍掉树木，迁走农户……迁出原村的农户，虽然可以在新建景区从事一些相关工作，但却丧失了土地的管理和使用权，景区与农民之间既无利益纽带，也无情感纽带，成则农民无利而懈怠，败则产业凋敝、农民失业。

    袁家村走红后，同样有资金和团队伸出橄榄枝。不过无论谁来谈合作，“以村民为主体”“让村子受益”都是袁家村不可打破的原则。

    “发展乡村旅游一大难点是如何让农民成为真正的、主要的参与者。”宰建伟说，袁家村选择的展示乡村生活的路径，恰好是村民能做且善于做的事，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他们不可替代的地位。

    袁家村不外迁原住民，同时广泛接收新村民。2016年，学艺术出身的王庭坤到袁家村游玩，觉得这里的氛围和自己从事的手工皮具制作很契合。与招商管理处对接后，不到一个月时间，他的皮庭手工皮具店就开业了。为了让村里行业更多元，像王庭坤这样有新手艺、新创意的“外来者”很受欢迎。

    利益共同体

    随着游客越来越多，一些非本村村民的创业者在袁家村的地盘上挣大钱，让有的原住民坐不住了。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同质化和恶性竞争，郭占武定下规矩，每种小吃在袁家村只能有一家店，这也在村里引起争议：生意好的想开新店，营收不理想的想跟风换项目。

    为化解这些矛盾，袁家村推行了一系列解决方案，宰建伟将之归纳为“用合作化对利益进行再分配”。

    在小吃街许多店铺的收银处，都有一个长方形的盒子。盒子一边是上锁的入钱口，一边放着备用零钱，线上支付则用村里提供的二维码。每天晚上，财务人员统一取走现金并清点营业额。“最后，利润会按照股份比例分配。”袁家村村委会副主任王琪表示。目前，袁家村有32家收益较高的店铺采取了股份制合作社经营方式。店铺负责人自留30%以下股份，其他由村民认购，合作社定期按股权分红。

    袁家村股份认购的总原则是“钱少先入、钱多少入，照顾小户、限制大户”。也就是说，条件好、家底厚的村民想多入股还不行。这样的原则能最大限度实现分配平等化。

    离开村子“再造”村子

    当旅游收入和游客人数均占据全省第一，袁家村还有多少可能性，此时，离开袁家村办袁家村，成了袁家村的管理者们必然的选择。

    2015年8月，首家袁家村体验店在西安开业，仅9个月就收回了600万元的投资成本。目前，袁家村已在西安、咸阳、宝鸡等多个城市开设了24家体验店。

    进城开店，村民同样按认购原则入股，有意愿和能力的还可以随店外出做经营。而在宰建伟看来，袁家村能成功，还有一个“隐藏条件”，“这么多年，地方政府除了提供必要的服务，从不插手袁家村的具体运营，为这种新的集体经济模式的发展营造了宽松、良好的环境”。

    除了进城，袁家村还走出了陕西省。

    2017年7月，袁家村策划运营团队入驻山西忻州市。两年后，“忻州古城·袁家村”正式营业，当年游客接待量即达到700万人次，旅游收入超1.3亿元。此后几年，“袁家村”又先后在青海、河南、海南、江苏落地。

    袁家村“出省”，从关中民俗和餐饮，到“一店一品、避免重复”的规矩，再到股份制合作社的利益分配方案，运营团队把袁家村发展的里里外外都搬到了外地，甚至连许多外地店铺的经营者，也是袁家村村民。

    “袁家村模式”当然不是乡村旅游的唯一标准答案，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发展也必然会遇到瓶颈。不过，这些都不妨碍大家对这个案例进行长期思考和探索。

    （《工人日报》5.14 祝盼 毛浓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