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做保洁

    ■张小满

    可能是因为我老家所在的陕西商洛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那里的人们心里自认为在“底下”。所以我母亲这一代陕南乡民，去哪儿都用“上”：上西安、上北京、上深圳……上深圳，是因为母亲失业了。她连续十年的打工生涯中断了，在县城找不到工作。于是，我建议父亲和母亲来深圳，我帮他们找一份工作。这一年，母亲五十二岁，父亲六十岁。这是他们第一次一起出门远行，来到1500公里之外的南方。 

    经过一个国庆假期的整顿与休息，考虑到希望母亲可以每日回家，所以她的工作就从我们住处1公里范围内找起。她能选择的工作种类十分有限，先排除了住家保姆；钟点工、家政工需要灵活使用智能手机，也暂时放弃；去服务行业，她有腿疾，不能长时间站立或坐，放弃。最后家人一起商议，从能够按时上下班的保洁找起。

    找到这份工作的流程十分简单。我们去了楼下的商场、写字楼、小区，去问那些正在工作的保洁员和清洁工，他们是怎么找到工作的。最终，在一家高端商场的门前，一位身穿灰白色工作服的大叔告诉我们，这家商场正缺保洁。他给了我们管理保洁员的经理的电话，顺便问了母亲的年纪，跟我们说，应该能应聘上，现在很缺人。

    我带着母亲去管理处找经理。管理处设在商场的负一层，屋顶是各种管道通风设备，我找到里面最大的管事人，王经理。她看了看母亲，问母亲都干过什么活儿，母亲用方言一一答复，我又重新翻译成普通话给经理。母亲的话汇集起来只有一个意思：能吃苦。经理拿来一张表格，我在那张简易的办公桌上，帮母亲签完一份简单的合同，带她录入指纹。合同上写，全日制员工一个月可以休息4天，每天工作8小时，一个月2500元；每天工作16个小时，5000元。4天休息日不休的话，8小时制，加班费80元一天；16小时制，加班费160元一天。

    母亲在大半辈子的打工生涯中，不知道五险一金为何物，这次同样没有。当时，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是：全日制劳动者最低工资标准为2200元/月；非全日制劳动者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20.3元/小时。她选择了8小时工作制，每月2500元，早7点至下午3点。紧接着，经理叫来一个保洁阿姨，说让她带带我母亲，算是“培训”。

    不到一个小时，母亲就算是入职了这家深圳福田区的高端商场，成为一名保洁员。她拥有了一套工衣，一个名牌，一个盘住头发的发卡，办到了招行卡。人生中第一次，母亲拥有了自己的职业名称：保洁员。虽然只是一名保洁员，她还是很开心找到工作，满心期待着拿到工资的那一天——那将是第一次，她的工资以准时到账的方式打进银行卡里。此前她每一次拿到的工钱，都是现金。

    母亲负责的保洁区域是商场负一楼的电梯、地板及扶梯，这是整个商场最难打扫的地方。这一层聚集了众多餐饮类店铺，还连着地铁的出入口，每到上下班和吃饭时间，人流量巨大。保洁员们需要保证，每一个顾客走进商场看到的一切都是干净的，这是引发消费的前提。她们几乎不能停下来，每一个毛孔都要被“劳作”填满，这也是管理处采取两班制的缘由，早7点至下午3点，或下午3点至晚上11点。有的保洁员会选择连上两班，一天工作16个小时。母亲选的是白班，她到下午3点就可以下班了。

    她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收拾完下楼，出小区，走一段马路，过红绿灯，扫码，跟保安打招呼，坐货梯到达商场负一层管理处，这时大概6点50分。录入指纹打完卡，经理会给他们开一个简单的早会，分配一天的活儿，然后她就要立即开始工作了。她最集中工作的时间在上午10点以前。10点，是商场开门的时间，她和她的同事们必须确保给顾客呈现一个干净得发光的商场。

    母亲先花一个多小时拖地板，然后用半小时擦电梯，给电梯消毒。这中间，她去地下车库的水龙头下洗两次拖把。擦栏杆是所有流程里最简单的活儿，被母亲放在了最后，这是她做事的逻辑，把最难的先做完。10点半，有半个小时休息时间，一些没来得及吃早饭的保洁员，便会抓紧时间吃点东西。这同时也是午餐时间，上白班的保洁员是没有中午休息时间的，唯一的吃饭时间便是这半小时。为了方便，母亲头天晚上就会准备好自己的饭食，到吃饭时间拿出来在微波炉里热好。十几个保洁员只有一个微波炉，谁先热到饭要靠抢。

    吃完饭之后，她所有工作内容便是拿着清洁包在负一层来回转悠。遇上有污渍的地方，用毛巾擦干净，一圈又一圈。这是异常难熬的时光，长时间来回走动对母亲来说不仅无趣，还会影响她的腿。当初入职的时候，为了得到这份工作，她向经理隐瞒了自己腿部曾患滑膜炎的事。她也不能随意跟商场里的其他人说话，被经理看到了会被批评不务正业。每隔一个小时，母亲都要去电梯间的签到表上签到。母亲自从十岁离开校园后，再没拿起笔写过字。“春香”这两个字共十八笔，母亲要写上三十秒。按照保洁公司对保洁员的规定，保洁员在工作的8小时内，不能停下来休息，商场公共区域里也没有可以坐下来休息的凳子。母亲只能趁监管不在的时候，溜去女洗手间进门处的长凳上歇几分钟。

    负责给这家商场做保洁的是一家环境类外包公司，他们是乙方，商场是甲方。商场的管理处有一支专门监督保洁员的队伍，大多是年轻男女。他们的工作任务是在需要清洁的区域巡逻，及时发现保洁员没打扫干净的地方。他们会把这些遗弃在地板上的垃圾拍照发到微信群里，每次“垃圾”被监督人员在有领导的大群里公开发出时，母亲的经理就会如临大敌，毕竟是让甲方不满意了，她会立马通知相应责任区域的保洁员去打扫，严重一点则会罚款。

    在一次检查中，母亲被一个女孩当面指责地板上的黑色污渍没有擦干净。她当场就哭了，说着对方听不懂的方言，大概意思是，那块污渍根本就擦不掉，她要让女孩自己来试试。检查的女孩听不懂，有些悻悻然，没再投诉。后来母亲听到女孩们在背后议论说，山里来的人很难缠，耍赖打滚，她又独自生了一场闷气。

    但她也常遇到好人。有好几次，她都被监管的年轻女孩抓到她坐在洗手间供顾客等人的长凳上休息。她跟女孩解释，自己腿不太舒服，很幸运地获得了谅解。后来，当再发现母亲在洗手间的凳子上或马桶盖上歇息时，女孩大多只是温和地提醒她休息时间不要太长，或者假装没看到。她对此很感激。

    （《我的母亲做保洁》光启书局202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