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学的信任危机

    最近，面对美国政府的指控与巨额拨款冻结威胁，哈佛大学最终作出回击，该行为一度引发了全球学术界的声援与共鸣。然而，在这场广受瞩目的对抗中，公众态度却分裂而复杂，甚至有人质疑哈佛及其他常春藤盟校“精英主义”“价值偏激”，指控它们“脱离实际”。

    这种情绪并非偶发，而是累积多年的信任滑坡的集中爆发。

    自由主义如何走向极端 

    首先，从价值追求到意识形态化的偏移。最初，这种偏移是出于善意。比如，大学在课程设置中强化边缘族群文学、历史与思想的研究，在招生与就业中实施“种族优待政策”，在教职招聘中引入“多样性声明”等。但随着这种制度性改革机制的固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大学是否仍然以“学术能力”“研究贡献”为核心标准，是否真正容纳了思想的多样性，而不是仅仅容纳了身份的多样性？ 

    其次，学术自由与言论自由的对峙。自由主义本应包容思想的多样性，但如果走向“强迫一致”，问题就出现了。在许多美国高校中，“学术自由”被理解为对某种价值体系的捍卫，而非维护争议观点存在的权利。越来越多的教师因表达不同政见被暂停工作或解聘。这使得“自由”不再意味着思想碰撞的自由，而成为某种学术道德正统的代名词。 

    再次，高等教育体制与社会脱节。随着大学商业化趋势的增强，学校逐渐转向以“社会影响力”“公关形象”“社会责任”为导向的治理逻辑。在这种模式下，大学更容易迎合媒体舆论与政治气候，牺牲学术自治去维系公众形象。例如，哈佛大学在反犹主义指控初期的沉默与迟疑，正是出于对多方利益权衡的顾虑。 

    最后，校园生态的“回音室”效应也越发明显，即网络技术在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在无形中打造出一个封闭且高度同质化的“回音室”。这一点在美国顶尖高校中显得尤为突出，特别是在某些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进步主义倾向压倒性占据主导，保守主义者越来越难以发声。

    还能赢回公众信任吗 

    美国大学如何找到一条真正走出象牙塔、走向公众的道路，重建其社会合法性，重新赢得公众信任？ 

    第一，拒绝标签化，回归学术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当前，不少美国大学在追求“政治正确”的同时，也陷入了认知封闭与立场僵化的困境。教师与学生在特定议题上只能表达“被允许的正确”，不容许质疑、不欢迎辩论，这与其作为公共理性空间的初衷相悖。大学不应是道德的祈祷所，而应是探索与质疑的实验室。这意味着不管是性别议题还是国家认同，不管是殖民批判还是自由市场理论，都应被纳入讨论话题之中。 

    第二，美国大学需要重新审视自身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应基于契约而非特权。大学的公共资金来源于纳税人，其研究、教育和知识生产必须回应公共利益。而今天，许多高校已经远离了这一社会基础，变得“自我指涉”“封闭自转”。大学要赢得信任，必须以行动重新诠释“公共性”。 

    第三，在课程与教学改革上，美国大学亟须作出回应。一方面要拓展学生的“跨领域思维”能力，使其能在信息碎片化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泛滥的时代，重拾批判性思考；另一方面，要重启“公民教育”，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多元协商意识。教育的任务是要解决学校与社会之间的脱节、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的失衡以及教育与生活的背离问题。

    第四，美国大学必须在文化层面推动转型。今天很多美国高校高举“学术自由”的旗帜，但自由本身并非无责任的权利，它必须与“自我约束”“价值检讨”相伴同行。 

    在保守派批评最为激烈的时刻，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都经历了沉默与动摇，但这也成为大学“重新定义自由精神”的契机。实现真正的自由不在于规避敏感问题，而在于大学能否有勇气、有能力引导理性的公共对话。

    （《中国科学报》5.13 郭英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