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独特的知味认知体系

    中国文化对味的重视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春秋时期，形名思潮凸显视觉；春秋战国到秦汉，儒道自觉抑制视觉而推崇听觉；秦汉以降，味觉逐渐统摄听觉，成为理解人、事、物、道之本质的核心范式。物有味，诗有味，画有味，人有味，道有味，一切皆有味。不同于形的客观确定、声的外在弥漫，味具有内在、含混、不确定性，需与知者身心融合方能呈现，由此形成中国文化独特的知味认知体系。

    知味的发生始于外物进入口舌，其形、色、声被消解，质料与唾液交融产生化学反应，生成味觉体验。物味并非客观现成，而是依赖人的品尝——如氯化钠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咸”的感受是主客互动的结果。味依人而在，无人则味存而不在。知味不仅是对外物的反映，更是对自我感受的再现，并通过记忆形成回味，与尝味共同构成完整过程。

    中国思想视舌为“心之官”，味觉活动成为塑造心灵活动的模板，也成为理解心灵活动方式及其内容的关键。心的味觉化造就了精神性味觉，诗味、道味、世味等概念并非隐喻，而是基于味觉思维的直接表达。知味者以融合而非旁观的态度对待对象，通过涵养品味安顿万物与自身。这种思维渗透于文学艺术领域：钟嵘、司空图品诗，谢赫、宗炳论画，书论中的《古今书评》《书品》皆以味为核心，强调超越形式、直击内核的精神咀嚼，使作品之味成为知者精神生命的一部分。

    西方近代科学以笛卡尔解析几何和洛克经验论为代表，将味还原为可测量的“形-数”，形成“知形-数”且“以形-数知”的认知范式。这种范式割裂主客共在关系，将事物简化为纯形式或数字，强化视觉中心主义，最终导致世界的图像化。而中国文化坚持味的独立性，视味为感受与认识的终极对象：物之味在质料而非外形，需通过咀嚼打破形式、呈现本质（如以甘平辨甘草、苦寒辨黄连等）。知味的普遍性基于经验的-实质的共通感。孟子“口之于味有同嗜”揭示味觉体验的共通性，儿童通过具体经验（如尝梅）形成“酸”的普遍认知，体现“立象”能力——以具体个案代表类的普遍性。

    不同于西方命题式的逻辑验证，知味依赖可重复的品味实践（如“不相信你尝尝”），在公共领域中形成共识，虽无形式逻辑的普遍性，却扎根于生活世界的真实体验。

    中国思想中，味是道的显现。儒释道皆以“道味”为追求，认为道需与人融合方能彰显价值。知道味不仅是认知，更是道对生命的主导与滋养，使人言行合道、心灵安顿。理与情亦有味：“理味”“情味”体现理、情对人的亲切感召，需通过玩味融入其中——玩味是感知与反思的统一，要求知者涵养性情，将道、理、情内化为生命体验。

    味的生成受时空环境影响，如“橘生淮南则为橘，生淮北则为枳”，味的差异蕴含物的生长信息。品味活动超越生理层面而成为精神追求：茶之苦、酒之辛不仅作用于身体，更能涤荡心灵、通达人道；中医理论中，五味入五脏、养脏腑，体现味对人体的系统性调节，暗合道的通达之效。味与道的关联凝结为“味道”一词，彰显知味即“知道”——既知物之实然规律，亦知守护本味的应然之道。

    味的思维拒绝将人、事、物简化为形或数，而是还原其有滋有味的具体存在。知味者沉入世界，通过身心交融感受对象的独特性（如每物之味的独一无二性），在品尝中实现物我共生。

    从味觉生理到哲学本体，从文学艺术到日常实践，知味始终贯穿中国文化对世界的理解。知味既可知其对象，也可知其自身以及物我共生一体的世界，更重要的是可以“知道”。品万物之味，则可知万物之道。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 贡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