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音·宋调

    ■骆玉明

    唐宋诗的区别，根源在于社会制度及思想文化的差异。

    在经历了数百年的分裂、动荡和民族冲突之后重建大一统局面的唐王朝，版图辽阔，国势强盛，对周边国家具有支配性的影响力。在内部，它是以多民族融合为基础的，包容了多种文化元素；对外部，它又是高度开放的，对一切新奇事物充满热情。多元、开放、活跃，是唐文化的基本特点，豪迈、自信是唐代文人的常见性格。

    宋代文化则相对保守，开放性和活跃程度不如唐代。宋代士大夫几乎完全是从科举考试出身的，他们既是国家的中坚，同时也对国家、皇权有很大的依赖性。他们大多生活优渥，文化修养深厚，行为方式谨慎持重。他们比唐代人更善于思考，艺术趣味更精细。

    人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生存，要不断面临斟酌与选择，生命的姿态难免有委曲之相。而诗作为虚构空间，可以展开想象的生存，成为“诗意的栖居”。在不同的社会与文化条件下，人们对人生的理解与想象也各不相同。

    唐诗在抒写人生情怀时，常常把自我放在很高的位置。从初唐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就透露出这种气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诗中以无限的时间和无穷的空间为背景，高耸起一个伟大而孤傲的自我，给人以崇高的美感。

    李白更是一个充满梦想的天才，他好酒，侠气，求仙问道，漫游四海。追求神气飞扬、畅快淋漓的人生境界，追求一切可能的成功和享受。李白在政治上亦慷慨自负，“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因为这是壮丽人生所需要的舞台。但他无法忍受俯首在权力的阶梯上费力攀升，他为自己设想的从政道路是由布衣直取卿相，做一番安国济民的大事业，然后是“功成拂衣去，摇曳沧洲傍”（《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当他被召入长安之后，自然不肯为了遵守等级秩序的固有规则而卑膝向人。“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玉壶吟》）。对皇帝他无妨加以称赞，至于群臣也就是彼此玩笑一番罢了。当发现自己不能为官僚们所容忍时，他诧异且愤怒地指斥这个世界的荒唐，高声呼喊：“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他把“开心颜”看得那么重要，因为他不能够压抑自己。

    唐代另一位诗人杜甫，比起李白来，为人要拘谨得多。但即便如此，他的身上也仍然体现着唐代诗人特有的自信、骄傲与豪宕气质。“安史之乱”中，杜甫携家入蜀，多年漂泊于西南。国家战乱不休，自身寄人篱下，使得他对人生前景越来越失望。这一时期的许多诗作，都抒发了他郁悒的心情。但无论如何，杜甫也不喜欢写逼仄幽昧的诗境，他总是要用宏大的空间、壮丽的景色来衬托自己的身影。

    像《登高》的前四句：“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在这样辽阔而动荡的大自然中，诗人的形象出现了：“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尽管结末“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二句无限伤感，但读者不会感觉到他是渺小的。

    又像《旅夜书怀》：“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此诗写在杜甫离开蜀中进入湖北的途中，这已是他生命最后的时光。一切人生怀想都已无从把握，但生命的姿态依然高贵。夜色原本难以描绘，但“星垂”“月涌”之句，是何等壮丽的景象！用来作为自我的象征的沙鸥，便飘翔于如此的天地之间。

    宋代著名诗人中，最早对杜甫表示敬重的是王安石，他的诗作可以看到向杜甫学习的痕迹，如《寄蔡天启》：“杖藜缘堑复穿桥，谁与高秋共寂寥？伫立东冈一搔首，冷云衰草暮迢迢。”

    这首诗是王安石变法失败后罢职闲居时所作。它和前面说到的杜甫的《登高》有些相像，伫立于秋日山冈上孤独的身影，透出作者内心的不平和隐痛，以及他的骄傲。但比起杜甫，王安石做了淡化的处理，诗中的自然景象不像杜诗中那么广阔且涌动不息，这就避免了情绪的扩张。

    若是从实际政治地位来说，王安石作为操持天下权柄的宰相，比起仅仅拥有工部员外郎虚衔的杜甫，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但杜甫的诗是诗人之诗，情感是热烈而张扬的；王安石的诗是政治家的诗，他不愿意表现得过于激动，身份的意识要求他的情感保持适当的收敛与平静。

    （《中国古典文学讲义》河南人民出版社2025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