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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报 2025年04月30日 星期三

    刘禹锡与韩愈连州隐事揭秘

    《 文摘报 》( 2025年04月30日   05 版)

        韩愈、刘禹锡的关系是文学史上的一段公案,核心围绕着韩愈被贬阳山(今地理位置为广东清远阳山县)的原因。

        【一】

        隐事首先是韩愈在诗中写出的。其《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适会除御史,诚当得言秋。拜疏移阁门,为忠宁自谋。上陈人疾苦,无令绝其喉。下陈畿甸内,根本理宜优。积雪验丰熟,幸宽待蚕麰。天子恻然感,司空叹绸缪。谓言即施设,乃反迁炎州。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雠。二子不宜尔,将疑断还不。”(《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卷三,第159页-第160页)

        在韩愈诗中,被贬之事讲得比较清楚,“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雠”数句,表示了对柳宗元和刘禹锡的怀疑。 

        对韩、刘的这一段公案,卞孝萱《刘禹锡与韩愈——〈刘禹锡的交游〉之一》(《四川师院学报》,1983年第1期)从刘禹锡的交游角度入手,以时间为序,详细梳理了二人交往过程中的诸多事件,通过对《旧唐书·李实传》《资治通鉴》等史料的分析,指出韩愈被贬是因为得罪了权贵李实,而非刘、柳二人。

        【二】

        让我们且回到当年的阳山。阳山时为连州治下一县,公元803年12月韩愈被贬为阳山令,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于公元804年2月方抵达阳山出任县令,任期至805年4月。刘禹锡为连州刺史的时间是在815年秋至819年秋,四年多。刘禹锡在连州与韩愈虽无时间交集,却有密切的空间交集,其中之一是燕喜亭。韩愈贬阳山时作《燕喜亭记》,后来者刘禹锡对此亭此记无一丝反映,有心人读到这里,不免奇怪。 

        刘禹锡本可以借韩愈《燕喜亭记》作一篇文章,但他没有这样做。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他总结的现象具有普遍意义。当古今之人站在同一个空间点上,怀想感叹非常自然,如果视而不见,有意回避,都在反常之列。

        韩愈外孙李贶《连山燕喜亭后记》的论述: 

        余自幼伏览外王父昌黎文公《燕喜亭记》,则知连州山水之殊。亭之称,因记为天下所嘉。连为郡,既远且秀,亦因亭而高。时谈山水可娱者较数连矣。中州人既以连遐远不可得与游,皆依记以图,为馆宇饰,味山水者,莫不目登心到焉。如此,则亭岂可荒。记岂可仆乎。三年冬,余侍行承诏于连。水陆南驰,幽无所摅,志无所用,乃纵业于山水。以资养志,况又外祖所记亭在是耶。昔闻今见必矣。踵于郛则访焉,耆老曰:“无矣。”吁,昔奚宠遇而赞咏之如彼,今遭何人废弃之如此,岂亭之屯耶!

        韩愈《燕喜亭记》是“刻石”的,大约30年后,李贶寻访时追问“亭岂可荒,记岂可仆乎”,但寻访结果是“无矣”。李贶感叹“今遭何人废弃之如此”,意味深长。难道他不知道外公贬后的十年刘禹锡任连州刺史?正是在若隐若现之间,空白处留下更多的想象空间。

        【三】

        再看刘禹锡在连州写的《与刑部韩侍郎书》,云:“退之从丞相平戎还,以功为第一官,然犹议者嗛然,如未迁陟。此非特用文章学问有以当众心也,乃在恢廓器度,以推贤尽材为孜孜,故人心乐其道行,行必及物故耳。前日赦书下郡国,有弃过之目。以大国材富而失职者多,千钧之机,固省度而释,岂鼷鼠所宜承当?然譬诸蛰虫坯户而俯者,与夫槁死无以异矣。春雷一振,必歆然翘首,与生为徒。况有吹律者召东风以薰之,其化也益速。雷且奋矣,其知风之自乎。既得位,当行之无忽。禹锡再拜。”(《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卷一五,第1758页-1759页)这封信起首有点突兀,内容也未必得体,可能还在拟稿阶段。不知发出没有?即便发出,韩愈收到没有?无从得知。

        一般认为,此信透露出刘禹锡希望得到韩愈帮助。如果统合刘禹锡在连州对韩愈的态度,这封信隐含的不是希望帮助,而是要韩愈“乃在恢廓器度,以推贤尽材为孜孜”,“既得位,当行之”,潜在的意思是韩愈可以不帮助,但不能纠缠过往,当以恢廓器度待之。 

        对于韩愈所疑,刘禹锡在《韩十八侍御见示岳阳楼别窦司直诗因令属和重以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韵》《上杜司徒书》及《上门下武相公启》或隐或显作了回答,刘禹锡针对“泄言”的指责,进行了深入的回应。他既未否认、回避,也未推诿,而是首先通过自悔自责表达深深的歉意。紧接着,他又尝试自争自辩,试图解释自己不得不“泄言”的无奈与苦衷。他自称“有耻”,并坦言自己“末学见浅,少年气粗”,这些言辞虽然含蓄,但态度却十分真诚,展现了他对自身的深刻反省。

        然而,一旦怀疑或确认自己在人生关键时刻遭人一击,由此改变了命运,当事人是不会因对方解释而轻易忘怀的。无论怎样通达大度的人,内心深处并不同于表面的文字表述。韩愈终究没有忘怀。   

        韩愈与刘禹锡的贬谪,皆是背后势力博弈的结果。他们个性鲜明且各具特色,为文学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精彩纷呈的一页。正因为他们之间有爱有恨,情感交织,才成就了作品丰富动人、扣人心弦的情感世界,让读者在阅读中能够深刻体会到人性的复杂与多样。也正因为他们的自律和高尚修养,使得他们在表述时往往采用朦胧隐晦的手法,留给后人无限阐释和想象的空间,让作品在时间的沉淀中愈发显得深邃而耐人寻味。 

        (《羊城晚报》4.11 戴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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