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一直在藏匿

    ■苏 童

    在我的字典里，故乡常常是被缩小的，有时候仅仅缩小成一条狭窄的街道。有时候故乡是被压扁的，它是一片一片的记忆碎片，闪烁着寒冷或者温暖的光芒。所谓我的字典，是一本写作者的字典，我需要的一切词汇，都经过了打包处理，便于携带，包括“故乡”这两个沉重而庞大的字眼。

    每个人都有故乡，而我最强烈的感受是，我的故乡一直在藏匿，在躲闪，甚至在融化，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系列的问号。什么是故乡？故乡在哪里？问号始终存在，这么多年了，我还在想象故乡，发现故乡。

    1982年夏天，在一条名叫齐门外大街的街道上居住了二十多年之后，在把四个子女都养大成人之后，我父母乔迁新居，从苏州城最北端的那条老街上继续往北五百米，过一座桥，再穿越一条很短、很狭窄的街道，左手是我母亲工作的水泥厂，右手的工厂宿舍楼，就是他们的新家。

    这次乔迁的直线距离，没有超过八百米，当时我在北京上大学，在千里之外，对新家充满了热情的想象，因为那是新房，在三层楼上，新居的高度和抽水马桶、阳台之类的东西已经让我足够兴奋。我从小生活的旧屋，其实就在东南方向八百米处，我视线能及的地方，但是其他的房屋挡住了那旧屋，我什么也看不见。不过，日常生活的直径改变了。正负八百米，我父亲去市中心上班，骑自行车要多走八百米，我母亲上班少走八百米，可是去看望我外祖母和舅舅们要多走八百米。

    对我来说，八百米是一次直径的扩展，美中不足的是这次扩展规模太小，我的生活从一条街到另外一条街，仅仅延伸了八百米，不能遗忘什么，也不能获得什么。那年夏天，我第一次意识到了“故乡”这个词，可是我所想象的故乡似乎并不存在于这八百米的世界里。

    八百米成为一个象征，就像一个人发现故乡的路，很短，也很长。

    从文学意义上说，八百米也许可以成为一个故乡了，只是稍显局促而已。从孩提时代到二十岁，我主要是在苏州城北的这八百米范围内活动，成长。我的写作，其实一直在利用这局促的八百米的故乡，有一些事物总是在我创作过程中浮现在脑海里，分别是河水、铁路、工厂、河里的客船、驳船和农用船。许多敞开的房屋的门洞，早晨和黄昏街上的人流和嘈杂的市声。

    那八百米范围里的居民，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有好多人脸会在我写作的时候悄悄一闪，进入我的记忆，那些事物，那些人，都以故乡的名义降临。为了写作，我有一条虚拟的抵达故乡之路，我习惯设定一个出发点，这是故乡模糊的版图中唯一清晰的地标，也就是零公里处。我设定的所谓的零公里处，就是我二十岁以前居住的旧屋。

    我们这个家庭有点特别，几家人聚拢在一起，在一个新的居留地过着家族式的生活，似乎就是要为下一代更改故乡的名字。但故乡的名字是不容易改变的，我们家周围的邻居大多是苏州的老居民，他们早已接纳了我们这个家族。但是，长辈们的家乡方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让我们这些孩子感到恐惧，就像一个隐私，唯恐给外人听到，可惜的是，这隐私无法藏匿，因为长辈们从不以他们的家乡为耻。

    五年前，随着苏州齐门外大街的拆迁重建，我的大舅和三舅妈都被安置在了别的居民小区。同样的，由于亲戚关系不可避免地日渐疏远，我甚至从来没有去过他们的新家。我在苏州城里有好多表姐表哥，但我不知道他们住在哪个地方，他们的孩子纷纷到南京来求学，我设法找到他们，把这些年轻的大学生叫到家里来，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晚餐过后，接到那些表姐表哥的电话，是致谢的电话，之后，又恢复漫长的疏远，联系中断了。

    我童年时代热闹的家族圈生活完全萎缩了，家族对于我来说，仅仅是由直系亲属组成，每次回到苏州，我的足迹仅限于我父亲的家和我兄弟姐妹的家，甚至他们都不在一个屋檐下生活，每两家之间的距离都很遥远，远远超过八百米。对我来说，超过八百米，故乡便开始模糊，开始隐匿，至此，我的八百米的故乡已经飘忽不见了。

    （《八百米故乡》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