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狐，幸亏还有蒲松龄

　　《聊斋志异》俗称《鬼狐传》，近500篇作品中，写狐的达82篇，占全书1/6，且多精品，篇幅亦长。狐妖，究竟有什么特色？本文略作钩沉，以纪念蒲松龄去世310周年。

　　古人敬狐又怕狐

　　狐妖之说，其源甚早。

　　《山海经》多处记载了狐，如“又东三百里，曰青丘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婴儿，能食人，食者不蛊”。

　　狐被视为祥瑞，汉纬书《潜潭巴》称：“白狐至，国民利。”《史记·五帝本纪》也称：黄帝“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其中貔，《尔雅》释为“白狐”。

　　一方面，古人认可狐的道德。《说文解字》称：“狐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后，死则首丘。”“其色中和”指狐狸毛色棕黄，在五色（青、赤、白、黑、黄）中较和谐；“小前大后”指头小尾大，有尊卑之序；“死则首丘”指狐狸死时头朝洞穴，不忘本。

　　另一方面，古人又怕狐。同样是《说文解字》称：“狐，祅（同妖）兽也。鬼所乘之。”或与狐狸昼伏夜出、诡计多端的习性有关，狐身体小，常钻入墓穴吃死尸，且叫声恐怖。

　　敬狐又怕狐，可能与汉代兴起的“物老为精”观有关，葛洪在《抱朴子》中说：“狐狸豺狼皆寿八百岁，满五百岁则善变为人形。”

　　狐狸为何坏了名声

　　从南北朝起，狐狸突然变成妖兽。

　　李炳海先生在《部落文化与先秦文学》的青丘射虎一节中说：“先秦文学中，狐形象是君主、权势的象征，或是作为男性配偶出现，或者是眷恋旧居的形象。”学者夏侯轩指出，狐代表的是有力量的君主，而先秦掌握权力的基本上都是男性，故狐形象是以正面的形象出现的。但到了唐宋时期，明显出现了狐妖雌化的倾向，甚至进一步形成了最具代表性的狐妓形象。

　　原因有二。

　　一是胡人进入中原后，时人常借“狐”骂“胡”。据《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六唐纪三十二》记载，唐代名将哥舒翰与胡人安禄山在宫中见面时，曾说“野狐向窟嗥，不祥”，致安禄山当场翻脸。

　　二是道教与佛教相互竞争，双方都创作了一些狐狸故事，讽刺对方没有镇妖的本事，狐狸成了众矢之的。

　　到了宋代，形势急转直下。学者任志彊在《中国古代狐精故事研究》一文中表示：“与唐人开阔的胸襟相比，宋人显得敏感自闭，这种差异也显现在对狐狸的观念上。宋明文士普遍丑化狐狸，狐狸形象一落千丈。”

　　南宋理学家朱熹极端“厌狐”，注《诗经》中“匪赤莫狐”时，写道：“狐，兽名，似犬黄赤色，不祥之物，人所恶见者也，所见无非此物，国将危乱可知。”注“有狐绥绥”时，写道：“狐者，妖媚之兽。”任志彊指出：“《诗经》时代，狐狸并未出现妖化现象。宋之前的解经者对狐狸的解释，都从普通动物角度出发，并未将狐狸与人事吉凶相牵连。”

　　宋代理学勃兴，主张理性接管日常生活，可民间巫术常借狐狸说事，文人普遍“厌狐”。宋明狐精故事创作量锐减。

　　幸亏还有蒲松龄

　　《聊斋志异》中狐精的形象被彻底逆转。

　　一是蒲松龄刻意遮蔽了狐精的兽性。学者张美洲、王军涛指出，以《狐嫁女》为例，嫁女的狐翁，对偷窥者不仅不生气，反而称“不意有触贵人，望勿深罪”，邀其做客，比人类还懂礼节。

　　二是平等看待人狐感情。比如《鸦头》中，刻画了一位忠贞于爱情的狐女，不惜离家出走、与母为敌。人怕狐精，因其是异类，可“吾生之前、死之后，安知其不为异类”，人与狐妖的区别只是轮回的阶段不同，众生之间本应平等。

　　三是呈现狐精的“多具人情，和易可亲”一面。据学者林春虹钩沉，《嫦娥》中写到狐女颠当为成全宗子美与嫦娥的婚事，宁愿自己避开，且力劝修仙的嫦娥留在宗子美身边；《辛十四娘》中的冯生“少轻脱，纵酒”，他费尽心机，得到了狐女辛十四娘的爱，却品性不改，惹来杀身之祸，辛十四娘救了冯生，最终还是离他而去……在这些故事中，狐精充满人性光辉，敢爱敢恨，勇于牺牲。

　　四是狐精们不仅有智慧，还善于反省自己。故事《雨钱》中，狐妖仰慕秀才博学，与之结交，秀才却让狐翁为他偷钱，狐妖故意让秀才空欢喜一场，并骂道：“我本与君文字交，不谋与君作贼。”在《红玉》中，蒲松龄写道：“非特人侠，狐亦侠也。”

　　（《北京晚报》3.26 蔡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