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泉河水”清如许

　　2024年，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首演一甲子，声势浩大的巡演历时多月，走遍全国，杜鸣心的名字也再次回到人们的视线。对于这样一位阅历深厚的音乐家，你或许会存在很多敬畏，然而真正走到他面前，他却先打趣地向你提起，90岁时还能骑自行车去学校里开讲座，“现在不行啦，2025年希望能多走几步”。那是一个天气晴好的傍晚，伴着窗外的红霞与一盏盏亮起的灯光，97岁的杜鸣心打开了回忆的门扉。

　　杜鸣心的音乐人生，是一个篇幅漫长的故事。1928年，湖北潜江的杜家宅院里，一个婴儿的啼哭声与留声机里的戏曲声交织在一起。父亲杜源勋作为国民党军官，给儿子取名“明星”，将手摇唱机作为启蒙礼。然而，短暂如梦的童年被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碎，1937年8月，淞沪会战打响，杜源勋率部队开往上海前线。

　　几个月后，苏州河畔传来父亲阵亡的噩耗，母子流徙的轨迹随之划过武汉、潜江，最终定格在重庆永川的战时保育院。1939年，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来此遴选英才，当杜鸣心含泪唱起《松花江上》时，音乐家任虹在四百孩童中捕捉到了这颗蒙尘明珠。凤凰山中的三架钢琴，成为他触摸艺术的阶梯——贺绿汀的指尖在琴键上画出《牧童短笛》，任光将《渔光曲》的创作密码倾囊相授。1940年的重庆音乐会，11岁的少年在周恩来、郭沫若注视下奏响韦伯歌剧选段，“明星”正式更名“鸣心”，誓言“以心为弦，鸣时代之音”。

　　抗战胜利后，杜鸣心先后在钢琴大师拉扎瑞夫、吴乐懿门下学习，并随吴乐懿去往印度尼西亚演出。新中国成立前夕，杜鸣心取道香港回国。在贺绿汀推荐下，他在天津中央音乐学院开启教学生涯。

　　1953年，杜鸣心迎来命运转折——国家急需作曲人才，25岁的他毅然放弃钢琴梦，带着半路出家的忐忑登上开往莫斯科的列车。在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院长楚拉基的教导方式充满戏剧张力：沙皇包厢里偷偷观看乌兰诺娃起舞，经理室内逐字逐句修改习作，更将《天鹅湖》总谱化作活的教材。五年淬炼，这个曾因语言障碍躲在琴房抄谱的中国青年，带着融合俄派厚重与东方灵性的创作理念归国。1959年，他与挚友吴祖强联袂创作的舞剧《鱼美人》横空出世，《水草舞》中流淌的江南韵致，让西方芭蕾首次浸润中国水墨的氤氲。

　　转眼到了1964年，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被定为新中国成立15周年献礼剧目。面对“三个月完成”的军令状，五位作曲家将海南岛的烈日化作音符，吴祖强勾勒琼花觉醒的序曲，杜鸣心执笔洪常青就义的终章，王燕樵、施万春、戴宏威分别创作第二幕、第三幕和第五幕。为了让旋律更有故事发生地的特色，杜鸣心走遍了半个海南岛，听了很多黎族的音乐，这些旋律后成为《快乐的女战士》里欢快又有朝气的音符。《万泉河水清又清》的灵感同样来自当地民间音乐。起初，杜鸣心所写的第一稿在审查时被批评像靡靡之音。一时间，中央芭蕾舞团全团都被号召来写，凡是有音乐基础的都可以尝试，谁写得好就用谁的。最终，大家“盲选”的，还是杜鸣心的作品。

　　“那晚我守着海南渔歌录音听到天明”，杜鸣心至今仍记得第二稿诞生的那个凌晨。当合唱团试唱新版时，清澈的女声如泉水漫过椰林，审查组在“五指山峰红霞飞”的旋律中集体噤声——这首后来被二十余国乐团改编的经典，终以质朴的民族语汇征服世界。

　　“作曲不是数学题”，在九旬高龄的讲座中，杜鸣心仍强调这种开放理念。一直以来，他的音乐都被视为“用洋乐器讲中国话”的典范。“我们当然可以用现代的、西方的作曲技法，这是完全需要学习和借鉴的，但要注意的是，它们永远都不能代替我们自己的民族音乐。”杜鸣心说，中国音乐创作必须要与民族传统、民族风格结合起来，这样我们的音乐才能既是现代的又是民族的，才能流传下去。

　　（《北京日报》2.25 高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