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朋友圈”

　　■张 程

　　杜甫的一生，大约有1500首诗歌传诵至今，其中属于在朋友圈明确给他人的赠诗就有736首，占存量总数的近一半，涉及杜甫的402位朋友。杜甫赠诗超过10首的亲友，分别有严武30首、高适20首、章彝13首、李白13首、郑虔13首、李之芳10首。

　　相应地，杜甫却仅仅收到16首赠诗，收赠比低至1∶46；回应他的仅有8人，不及赠诗对象的1/50。

　　尽管由于诗歌佚失会影响对比结果的精准度，但我们仍然大致可以窥见一个热衷于赠诗却极少得到回应的杜甫形象——杜甫交游应酬的质量并不高，折射出他生前的几缕落寞、一丝悲凉。

　　个人交游和人生的状态、际遇密不可分。杜甫的人生大致可以分为追求不同、命运各异的三个阶段，进而展现了内涵各不相同的三段朋友圈。伴随着大唐王朝的盛衰起伏，他快意轻狂过，也强颜欢笑过，攀附过权贵，也长期困顿于失意与贫困的泥潭，每个阶段都是杜甫真实的人生。

　　杜甫的前半生，也就是在天宝六载（747年）西入长安之前，似乎不知困苦为何物。受惠于蒸蒸日上的盛唐国势，有赖于杜氏家族祖荫未消，杜甫沉浸在读书和壮游之中，度过了十多年裘马轻狂的快意生活。

　　漫游途中，他不时迸发出心底的雄心壮志。在巍巍泰山顶，杜甫留下一首《望岳》，结尾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流传上千年，成为泰山最著名的题咏之一，流露出诗人不凡的抱负。

　　这一段时间，杜甫结识的朋友，奠定了朋友圈的基调。后人称呼杜甫为“老杜”，除了亲切，还赞誉他是属于平民大众的。在杜甫的“朋友圈”中，普通民众是大多数，哪怕是没有具体姓名的“田父”。比如流落山东一带的京兆武功人苏预，京畿王倚，成都家中“花满蹊”的邻居黄四娘和喂鸟的朱隐士，夔州做生意的胡商和仆人阿段，羌村看到杜甫一家人团聚满墙头“感叹亦歔欷”的邻人，隐居在东蒙山的道士董炼师和元逸人，以及唐十五诫、唐十八、寒儒李衔、僧人赞公等等。

　　此外，杜甫也有一些具有一技之长的艺术家朋友，比如梨园弟子李龟年、画师曹霸、画家王宰、书法家顾戒奢等。可贵的是，杜甫始终与这些普罗大众保持平等往来。

　　杜甫与李白、高适的交游，没有任何功利考量，而是寒微之交，是基于才华、志趣的精神之交。这也是杜甫与朋友交往的一贯理念。杜甫将李白视为终生挚友，流传下来13首致李白的赠诗。

　　人到中年，杜甫痛下决心去谋取一官半职，为杜氏门楣，也为自己。在长安，“求官”与“交际”几乎是同义词。官职永远是稀缺的，机会永远不可能满足所有人。

　　虽然可以通过考试或凭借才华得官，但求官之路依然是千军万马蜂拥的“独木桥”。以最为舆论瞩目的进士科为例，平均每次录取二三十人，而长安城内应试者数以千计。

　　聚集于此的竞争者需要广泛交友，谋求强有力的支持者，并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提升声誉。所有交游活动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官员选拔过程中增加自己的曝光率，提升中选权重。

　　这些活动主要是两类。第一类是目的性极强的干谒、行卷，直接针对能对选官发挥作用的达官显贵。杜甫中年认识的朋友王维，21岁就高中状元，少年得志，与他结交亲王公主，在应试之前就名声远扬关系重大。第二类是务虚性较强的各种唱和、宴会活动，泛泛地扩大人际关系、提高声望。杜甫初至长安，延续了酣畅快意的交游风格。

　　当时，长安舆论将居住在长安或曾经“安漂”的八位善饮的文士——贺知章、李适之、李琎、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称为“酒中八仙人”。他们嗜酒、豪放、旷达。

　　杜甫选择这一流行题材、以白描的手法创作了《饮中八仙歌》。我们无法获知杜甫与其中几人有过交往，抑或八仙都是他的朋友，但诗歌显示即将迈向不惑之年的杜甫，心态是乐观、放达的。可惜的是，他的这份乐观在冷冰冰的现实面前逐步崩塌。杜甫转而将精力倾注在向权贵的针对性行卷上。他的朋友圈中出现了若干个不和谐的身影。

　　京兆尹鲜于仲通在剑南节度使任内，轻启战端、损兵折将，因为依附权相杨国忠而安然无恙，安享富贵。杜甫却写下洋洋洒洒的《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称赞鲜于仲通“王国称多士，贤良复几人？异才应间出，爽气必殊伦”“脱略磻溪钓，操持郢匠斤”，简直是姜太公再世，还称赞鲜于家族人才辈出，“凤穴雏皆好，龙门客又新”。末了，杜甫才表达写作的目的：“交合丹青地，恩倾雨露辰。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希望鲜于仲通能够向朝廷举荐自己。可惜，鲜于仲通无动于衷。

　　天宝十四载（755年），杜甫44岁了，八年的奔波乞求终于换来了“河西尉”这一微末小官（后即改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此刻，他没有梦想成真的释然，没有理想实现的畅快，反而有些排斥这个鞭挞黎民的官职。

　　求官的目的应是实现胸中抱负，而不是为了当官而当官。可叹的是，太多人在汲汲于功名的过程中将手段异化为目的。

　　杜甫也曾沉沦在追名逐利的道路上，但胸中始终是非分明、善恶彰显，他终究没有活成自己讨厌的模样。释褐为官，杜甫仍旧是那个白衣杜甫。当年十一月，杜甫前往奉先（今陕西蒲城）省家，刚进家门就听到哭泣声：小儿子饿死了！这趟经历促使杜甫反思人生抉择。杜甫省亲之时，安禄山在范阳叛乱，横扫山东，兵至关中，连下洛阳、长安。大唐盛世轰然倒塌，磨难和机遇同时摆到了杜甫面前。

　　天下大乱，他坚定地站在朝廷一边。得知唐肃宗即位于灵武，杜甫只身投奔，途中不幸为叛军俘虏，押回长安。所幸官职低微，杜甫没有遭囚，寻机逃奔而去。唐肃宗感动于杜甫辗转数百里的忠诚，授予杜甫清要之职：左拾遗。这是杜甫最接近权力核心的时刻，成功唤醒了他心中的宏伟抱负。但几个月后，他又亲手葬送了这天赐良机。

　　至德二载（757年），杜甫的布衣之交、时任宰相的房琯率师平叛，兵败陈涛斜。数万唐军血洒疆场。唐肃宗将房琯罢相外放，杜甫选择犯颜为这个宰相好友辩护。唐肃宗盛怒之下，贬杜甫为华州司功参军。

　　杜甫视房琯为多年老友，一共赠诗5首，可是这位宰相朋友没有丝毫提携关照杜甫的记载。房琯事件暴露出杜甫不谙政治，不适合官场；也再次表明面对政治压力和权力诱惑，杜甫依然是那个纯真的少年，是一个不错的朋友。

　　（《曲江宴》 人民邮电出版社202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