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官范质

　　■李伟明

　　早先知道范质这个人，是因为他当宰相时“失座”（据说，宋太祖为了抬高皇权，抑制相权，某天借机把范质的座椅撤了，从此宰相只能站着向皇帝汇报工作），所以对他的印象一直不是特别好，认为可能是个比较窝囊的干部。其实，作为宋太祖早期的首相，范质在历史上的总体评价还是很高的，不管是能力还是品行。

　　宋太祖乾德二年（公元964年）九月，范质去世。《续资治通鉴》第四卷在记载此事时，专门有一段话：“质性卞急，以廉介自持，好面折人过……五代宰相多取给于方镇，质始绝之。所得禄赐，遍及孤遗。”意思是说，范质这个人，性情急躁，以廉洁刚直自守，喜欢当面指责别人的过失。五代时期的宰相大多向方镇索取供给，到了范质手上才杜绝这个做法。而他自己的工资奖金，很多都送给孤儿寡母扶贫去了。

　　按《续资治通鉴》记载，范质平时的生活也很俭朴，连日常用品都不齐全。宋太祖为此送酒器等物品给他。他却说，家里平时没什么客人，无非是些贫贱时的亲戚，乡下人喝酒没那么多讲究，所以就懒得去买了，并非没钱买不起。宋太祖在范质去世后，对身边工作人员感叹：“我听说范质在所居住的宅第之外没有另外添置家产，这才是真宰相啊！”

　　由此可见，范质身上的优点还是很明显的，如果年度考核或者提拔晋级时非要给他提个“不足之处”，也就剩下“性情急躁，批评人不注意方法”这一条了。具备这种缺点的领导并不少见，很多人骂起下属来，丝毫不讲情面，不管自己有理没理，下属有错没错，反正官大一级压死人。下属当然不喜欢脾气太差的领导。最怕的还是这种人不干好事，或者好事干不来，坏事太内行，仿佛他掌权就该由得他乱来。但如果像范质这样清正廉洁，好善乐施，我们还是得承认，他是个好官，大节不仅不亏，还堪称楷模；至于性子直一点、脾气差一点，也就可以容忍了。

　　官员自觉守廉，百姓敬重廉官，这是一种基本的价值观。公生明，廉生威。官员不廉，威信无从谈起。官员在位时，百姓也许不敢或不愿当面评说，但一个人的品格怎么样，时间久了，人们心里还是有数的。待得离开岗位，就由不得人家议论了。不管什么时代，廉洁失守都是官员的硬伤，其人能力再强，在德行上也立不起来。古人云：“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只有自我要求高，守住了清廉的底线，才能对他人提出高要求，更好地管理下属。否则，自身不正，如何约束他人，又如何匡正一方风气？

　　真正的睿智者，在名誉与物欲之间，是懂得如何取舍的。清代著名清官张伯行说：“一丝一粒，我之名节。”对待物质的态度直接关乎名节。所以，他又说：“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在终身名节与一时“实惠”之间，显然前者重要。一个人若是常被人在背后指着脊梁骨咒骂，即使混得再“成功”，其实也是失败的。如果社会风气以不择手段谋取私利为荣，是非不分，价值观颠倒，公平正义缺失，社会秩序便不堪设想。

　　很多人喜欢使用“正能量”这个说法。史籍记载的众多廉官，便是“正能量”的代表。他们并不孤独，甚至是个庞大的群体。廉官们各有各的特点，其共同点就是都能受到后人的推崇。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常常感到邪不压正，社会总是充满希望。

　　与范质相反的是《续资治通鉴》第五卷另一则关于人物去世的记载：宋太祖开宝元年（公元968年），建雄军节度使赵彦徽去世。“帝微时，兄事彦徽，及即位，擢领旄铖，宠顾甚厚。卒，赠侍中。继闻其专务聚敛，始薄其为人。”这几句话颇有意思。赵彦徽是北宋开国功臣，拥立赵匡胤黄袍加身的骨干人物之一。赵匡胤还没有发达时，以兄长之礼对待赵彦徽。当了皇帝之后，提拔他掌了军权，很是宠幸。他去世后，追赠侍中之职。但接着听说赵彦徽在职时一门心思捞钱，宋太祖就开始看轻他的为人了。

　　一个私心太重的人，地位再高，人格也高不起来。我想，赵彦徽捞到的钱，生前肯定是没花完的。如此，为这些身外之物坏了一世名声，这笔账，合算乎？或许有人说，这些钱还可以留给子孙用，值得。但“子孙自有子孙福”，谁又知道，钱财留多了，会不会反而坑了子孙？多少纨绔子弟，就是被父辈祖辈留下的丰厚财产害惨了。要是给他们留些谋生的能力，其结局又何至于如此。悠悠岁月，所谓的家业能传得了几代？看看那些年代久远的深宅大院，有多少没有转过几姓人家之手？而更多的楼宇庭院，则是早已废弃在荒野，后人根本无从考证。

　　赵彦徽因为是宋太祖的哥们，搞腐败只是给自己造成了些许不良影响，后果还不算特别严重。如果是在法治社会，那就不仅仅是名声不好听的问题了。触犯法律，带来牢狱之灾，失去人身自由，还空做一回财物保管员，这是最直接的惩罚，最悲剧的下场。这样的人生，可谓一败涂地，满盘皆输。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范质更明智，物质生活过得去就行，多余的物品根本不需要，不给自己留负累，只给后世留下一个好名声。

　　（《杂文月刊》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