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家与大家

　　李雪健

　　农村出生的我，对家的认识，是从老乡身上学到的。我的老家山东菏泽巨野县，往西不远，就是河南兰考。

　　小时候的夏天，我有时和种瓜的老爷爷住在瓜地里，惬意，过瘾。为啥呢？可以学手艺。什么地种瓜，什么地种花生，哪种瓜喜水，哪种瓜喜旱，都是跟老爷爷学的。要是住在打麦场，我就跟开拖拉机的叔叔们学几手。白天，跟他们学怎么犁地；晚上，跟他们睡一个炕上。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像一家人。

　　1975年3月8日，我在二炮7784部队战士业余宣传队光荣入党。当天，我给在贵州凯里的父母发电报说：“爸爸妈妈，我成为一名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了。”母亲很快回了一封电报，三个字：“好好干！”高兴、祝福、希望，他们所有想表达的感情，都在“好好干”三个字里。

　　我的岳父是国民党军起义的军官，他人生的最后几十年一直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70岁时终于如愿。到老年时，他的视力退化严重。他是用收音机听完了电影《焦裕禄》（1990年1月1日上映，李雪健主演。编者注），还写了一篇《我听〈焦裕禄〉》。这是对我这个晚辈极为深沉的爱，我很感动。

　　岳父问我，焦裕禄的孩子是谁演的？我说，都是当地老百姓的孩子。他又问，焦裕禄要住院了，老百姓去送他，那个场景有上百人吗，是演员吗？我说：有100多人，都是当地老百姓。当年送过焦裕禄的老百姓，听说要拍焦裕禄的电影，把自己的子女送来参演。演的时候，导演不用说戏，当时是什么情景，该穿什么衣服，手里该拿什么东西，他们的父母早早就交代清楚了。仔细想想：这不就是家风、家教吗？这上百人的场面，背后又是多少个普通人家呢？

　　我的每一个角色，也都有家人的支持。我的爱人海丹当过演员，是我演新戏的第一个观众，也是十分苛刻的观众。评价我的艺术创作，她一点都不客气。她最不满意我演的冯石，因为当时我没有下决心减肥。能做到而没有做到，不可原谅。放疗的伤害，给我带来了严重的口腔后遗症，影响了念台词。她找了很多书，“强迫”我每天练习说话。长文章，一天念好几遍，短文章，一天也念好几篇。

　　我生病时，儿子正读中学。他的妈妈要照顾我，他只能跟姥姥住在一起。读初二时，他在作文《家》中写道：“这就是我的家，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我温暖、帮助、自信的地方。”我对儿子有亏欠。或许，他在那时候失去的，终将成为一笔金钱换不来的财富。

　　回头看，我演过的人物很多都与家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戏里面，中国人的家庭、家教、家风多多少少有所体现。

　　我从周文王身上，看到3000多年前中国人的家风。

　　我演过李大钊，小女儿去世，他很悲痛，但哭不出来。走进法庭，他突然听到孩子们叫“爸爸”，很意外，又尽量让自己保持镇定。李大钊是革命者，也是充满深情的丈夫和父亲，他是早期革命领袖，也是随时准备赴死的战士。因为他知道，他的小家与国家紧密相连。

　　杨善洲退休了，没有在城里养老，而是选择上山种树。朋友劝他，他说：共产党人的职业病就是自找苦吃。自找苦吃的不只是他自己，也包括他的家人。电影《杨善洲》里面，他的爱人有一句话：咱们的杨书记不是咱们家的书记，是老百姓的书记。的确如此。女儿想要一个城市户口，杨善洲没有答应。后来，女儿在给他的一封信中写道：你这样做，我们都理解，但作为你的孩子、后代，我们也不容易。读了这封信，杨善洲一宿没睡。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作为普通人，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体现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家人、身边人。每个人的小家，都与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