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世界的美文追求

　　在蔚为大观的《红楼梦》研究中，一些学者和作家以各自的生花妙笔，写出了一系列笔墨飘逸、“神与物游”的好文章，形成一种美与审美结伴而行的叙述风度，为红学研究增添了一道道崭新亮丽的美文风景线。

　　久有“红学”之称的《红楼梦》研究，虽说由“词章中一书而得为‘学’”（钱钟书语），但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却堪称一门地地道道的“显学”。这门学问之所以能“显”，首先是因为在长达230多年（从1791年120回本《红楼梦》即“程甲本”问世算起）的研究史上，其阅读之广泛，论述之繁多，材料之丰沛，观点之纷纭，争论之激烈，以及所形成的思想启示与文化影响之深远，都是其他古典小说难以匹敌的，在整个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也无出其右。

　　在赋予红学研究以美文风范的过程中，一批拥有作家资质和创作经历的学人，发挥自身的天然优势，以丰沛的才情和灵动的笔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张天翼的《贾宝玉的出家》、李长之的《红楼梦批判》、老舍的《〈红楼梦〉并不是梦》、端木蕻良的《论忏悔贵族》、孙犁的《〈红楼梦〉杂说》、聂绀弩的《略谈〈红楼梦〉中的几个人物》、李健吾的《曹雪芹的〈哭花词〉》、徐迟的《红楼梦艺术论》、李国文的《钗黛的文学观》、闫红的《误读红楼》等，都有不少章节或片段匠心别裁，笔调生动，阅后令人心动神摇，意趣盎然。

　　20世纪80年代，作家王蒙道出了当时文学创作群体普遍存在的一种缺憾：作家的非学者化。为了促使这种状况的改观，原本学殖丰厚、腹笥充盈的王蒙，身体力行，在继续文学创作的同时率先做起了学问，一时间，《老子的帮助》《庄子的奔腾》《李商隐的回旋曲》纷至沓来，尽显另一种博雅与生动。纵论“红楼”作为王蒙问学之一种，亦佳作频频，《红楼启示录》《王蒙活说红楼梦》《王蒙陪读红楼梦》《王蒙〈红楼梦〉八十讲》等多本著作，构成一处风光奇异的红学园林，让人漫步其中，流连忘返。

　　王蒙坦言：“我把《红楼梦》当作一部活书来读，当作活人来评，当作真实事件来分析，当作经验学问来思索……我常常从《红楼梦》中发现了人生，发现了爱情、政治、人际关系、天理人欲……的诸多秘密。我也常常从生活中发现《红楼梦》的延伸、变体、仿造、翻案、挑战……”（《王蒙活说红楼梦·前言》）

　　从这样的红学观出发，王蒙把更多的文字很自然地洒向贾府的日常生活，洒向日常生活中的人物举止、矛盾冲突、情节波澜和细节玄奥。于是，宝玉和黛玉的初次见面、既是闹剧又是悲剧的搜检大观园、鸳鸯抗婚、“红楼二尤”、刘姥姥的故事，乃至“茗烟闹书房”等等大小场景，均被作家遣上笔端，构成其红楼言说的一幕幕精彩。

　　王蒙讲述这些，使用的是高度个性化的随笔式的文学语言。一方面，这种语言在整体上是“口语化、即兴化、现场化、透明化、生活化，就是说……是活人的话，是充满活气息的话”（《王蒙的红楼梦·写在前面的话》）。另一方面，这种语言又浸透着作家在长期生活和创作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智慧与修养，反映到文字表达上，则是每每穿插于畅达叙事中的诙谐幽默、适度调侃、古今混搭、雅俗合璧，以及化俗为雅等。

　　潘向黎是一位硕果累累的女作家，小说和散文都备受好评。她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10岁即开始读《红楼梦》，进入文坛后，每有读“红”随笔发表，而近期推出的洋洋30万言的《人间红楼》，更是这方面的集大成之作。

　　凭着对《红楼梦》的烂熟于心，潘向黎的《人间红楼》在人们常常因为“熟视”而“无睹”的故事情节中，发掘出若干新颖的视角和独特的说法，如提出“人人都拿黛玉当挡箭牌”“他们都不爱贾宝玉”“曹雪芹的乾坤大挪移”“贾府的规矩与凤姐的款段”“茶筅、脂砚斋与秦可卿”等，这些乍看有些陌生的命题，很自然地唤醒了人们的“阅读期待”，使研究文章有了文学作品的阅读效果。而在具体行文表达中，作家围绕议题时而旁逸斜出，扩展历史的容量；时而剥茧抽丝，发掘现象的本质。而在更多的情况下，则驱动女性柔润而细腻的笔触，夹叙夹议，娓娓道来，开采出平凡中的深意。

　　许多现代、当代学者和作家以各自的生花妙笔，送出了一系列笔墨飘逸，“神与物游”的好文章，为红学研究增添了一道道崭新亮丽的美文风景线。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美的建构和艺术呈现，在作家那里并非简单的灵感降临或修辞偏好，而是常常同一种打上了理性印记的感悟和思考相伴而行，互为生发，它们在更加深入持久的层面上，推动着作家、学者不断的艺术探索和美文实验：

　　——王蒙的观点。《王蒙活说红楼梦》一书写道：“红学是一门非常特殊的学问，它不是一门严格的科学。它不完全用验证的方法来研究。更多的时候采用的是一种感悟，一种趣味，一种直观、联想、推测或想象，而这些都是不那么科学的。另外它又是非学科的，我们无法把它限制在文艺学、小说学、文体学等学科之内，它扯出什么来就是什么。”对红学做这样的学科解读和内容阐释，无疑为以自由洒脱为根本特征的美文式的红学言说，开辟了道路，提供了依据，也构成了支持。

　　——蒋和森的观点。纵观《红楼梦》研究史，最先发出变革呼吁的正是蒋和森。在完成于1980年底的《红楼梦论稿·再版后记》中，作家指出：“中外有些谈文论诗的名著，读起来不仅使人兴味横生，而且还常带来一种艺术享受；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文艺理论仿佛变成艰涩难懂的哲学玄理，而古典文学研究也成了埋在故纸堆中的学问；至于文学艺术所特有的那种感情激荡、生气扑人和引人入胜的魅力，却在那种理论研究下变得荡然无存了。”作家坦言：

　　对于《红楼梦》这样一部充满诗意的作品，我觉得也不能待以冰结的感情或数学式的智力。真正明智的哲学头脑，应是热烈感情的升华。大哲学家大理论家都是情感丰富的人，只不过是采取逻辑思维的表现形式。因此，对于《红楼梦》这部伟大的文学遗产，我们不仅要用先进的思想来认识它，还要用热烈的感情来拥抱它。正像《红楼梦》曾经打破传统一样，我们也要用打破传统的方法来研究它。

　　我们今天充分肯定美文式的红学追求，无非是在基本条件允许的前提下，让我们的理性思辨多一点形象思维，多一些感受、情致和趣味，从而让文学理论不再是灰色的，让它和生活、生命之树一样葱翠常青。

　　（《光明日报》2.21 古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