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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将近，假期来临，孩子们放假，打工人返乡，大多数朋友都将度过一段轻松惬意、团圆喜庆的美好时光。然而在清朝，尤其是在乾隆年间的北京城，春节封印后，人们活得并不轻松……
封印以后
潘荣陛，大兴人，乾隆年间做过京官，他在《帝京岁时纪胜》一书中写道：“高年人于岁逼时，训饬后辈谨慎出入，又有二十七八、平取平抓之谚。”每当到了年尾，北京老年人都会教育后辈，尽量别出门，出门一定要小心，因为街上有人抢东西。俗话说，二十七八，平取平抓，意思是在腊月二十七、二十八那两天，不仅流行偷窃，而且流行抢劫。
爱新觉罗·宝廷，清朝皇族，生活在鸦片战争以后，中过进士，当过内阁学士，很有学问，写过一首《都门岁暮竹枝词》，描写了春节期间北京丐帮光天化日抢东西的场景。诗曰：“乞丐年终横且强，当街攫物意洋洋。果然捕务常严密，封印宽容也不妨。”到了年终，乞丐们变得豪横起来，当街抢夺，得意洋洋。北京城的捕快平常工作严谨，可在年终封印以后，就啥也不管了。
富察敦崇，清末官员，著有《燕京岁时记》，详细描写清代北京风俗，其中一段话是这么写的：“印封之后，乞丐无赖攫货于市肆之间，毫无顾忌，盖谓官不办事，亦恶俗也。”年终封印，乞丐和无赖在市场明抢，进商店明抢，丝毫没有顾忌，因为封印以后官员不再理会治安问题，这是北京的一大恶俗。
封印一词的出现
古人所说的封印，指的是官员把官印装起来，不再办公，既有下班的意思，又有休假的意思。
封印一词出现得很早，至少从唐朝就有。公元839年，李商隐在弘农县（今河南灵宝市）当县尉，认为工作太累，太无聊，不符合他的人生价值，于是向上司陕州刺史请假，事后写了两句诗：“黄昏封印点刑徒，愧负荆山入座隅。”黄昏时分得到上司批准，把县尉的官印锁起来，最后再清点一遍囚徒的名字，从此进山当个隐士。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也说过封印。公元1072年，曾巩在齐州（今山东济南市）当知州，清明节放假，他出城踏青，写诗抒情：“四境带牛无事日，两衙封印自由身。”
无论是唐朝还是宋朝，官员们都有法定假期，但每个假期都不长，放假最长的春节也只有几天，所以封印期很短。南宋风俗宝典《武林旧事》第三卷记载：“是日（除夕），官府封印，不复佥押，至新正三日始开。”官员们在除夕那天封印，不再处理公务，到正月初三就要开印，也就是把官印拿出来继续办公。
然而在清朝，春节假期一下子扩充到二十天甚至一个月，所以官员们的封印期也变得很长。康熙当皇帝时，官员封印长达二十多天，偶尔能有一个月的“年假”。到了乾隆年间呢？按吏部官员史珥《汇东手谈》一书记载，每年腊月二十封印，来年正月二十开印，时长一个月。
不过，史珥的记载也可能不是常例，因为公元1759年元宵节那天，乾隆率领群臣吟诗联句，最后一句写道：“节过明朝逮开印，畴咨勤政共孜孜。”明天就是正月十六，君臣们该开印了，希望大伙一起努力把国家治理好。这说明1759年不是正月二十开印，而是正月十六开印。1798年正月十七，已经退位做太上皇的乾隆写了一首开印诗：“开印由来撰吉朝，依然晓起肯逍遥。两旬节事倏以度，何日曾忘望捷焦。”诗里说“两旬节事”，意思是春节封印长达二十天，并不像《汇东手谈》里说的每年都封印一个月。
到了清朝晚期，春节封印就真的长达一个月了。道光年间礼部侍郎周寿昌在《思益堂日札》一书中说：“今世中外官，以每年十二月二十日封印，或十九，或二十一，要不出此三日。开印亦然。”周寿昌意思是说，道光年间的京官和地方官都是在每年腊月二十前后封印，来年正月二十前后开印，妥妥的封印一个月。
封印也得花钱
对清朝官员来说，封印就等于春节假期开始，开印就等于春节假期结束，那么封印日期和开印日期究竟是谁来确定呢？这就需要让一个特殊的机构登场，钦天监。
清朝的钦天监类似于现在的天文台，负责观察星象和推算历法，只不过钦天监的迷信色彩比较浓厚，要根据天干地支为国家大事挑选所谓的吉日。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说：“每至十二月，于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四日之内，由钦天监选择日期，照例封印，颁示天下，一体遵行。”
官员封印，皇帝也要封印，乾隆年间修编的《皇朝文献通考》第一百四十三卷有一段《洗宝仪》，记载了皇帝封印的过程：“每岁封印日，洗御宝，内阁先期奏闻，至期，学士、典籍各一人，赴乾清门，接出洗毕，交内监收进。”每年腊月二十前后皇帝封印那天，由内阁大臣奏请，两名近臣到乾清门迎接玉玺，洗刷干净，交给太监收藏起来。
跟皇帝封印相比，官员封印更加热闹。齐如山先生《北平怀旧》和张次溪先生《北平岁时志》都写过北京官员的封印仪式，大致过程如下：凌晨时分，衙门里的全体官员都要到场，其中一名官员负责清洗官印，用黄布包袱包裹，放到印盒里，供到公案上；衙门长官带头，率领大家到公案前行礼，三跪九叩首；与此同时，衙役们要在公堂外边燃放鞭炮；放过鞭炮，磕过头，衙门长官给印匣盖上盖子，系上包袱皮，贴上一张封条，或者在左右两侧贴两幅春联，一幅写“封印大吉”，一幅写“禄位高升”；印匣被送进仓库，最后可能还有一场封印的宴席，合衙官员一起庆祝，喝得醉醺醺的，从此进入过年模式。
鸦片战争后，美国传教士卢公明到福州生活，著有《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一个美国传教士的晚清福州见闻录》一书。这本书描写了某年福州官员封印的壮观景象：按照行政级别，各级衙门逐次封印，每当上级衙门封印时，下级衙门的官员都要到场，火炮声、鞭炮声、喧哗声响成一片，道台衙门凌晨封印，州官衙门上午封印，轮到县衙封印时，时间已经到了黄昏。
因为要放炮，要摆酒，所以封印得花钱。乾隆年间《汉阳府志》记载了汉阳府衙和汉阳县衙的封印费用，其中府衙封印花八两银子，县衙封印花四两银子。
（《北京青年报》1.14 李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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