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石是唐代文人非常重视的重要活动,甚至与他们的仕宦经历相始终。唐代朝廷官员刻石,以郎官石柱题名和御史台精舍题名最为重要。虽然最初只是题写于厅壁,但是随后即被摹刻上石,郎官与御史们的题名无疑为刻石活动提供了蓝本,可以说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前期的刻石活动,至少为刻石活动做了准备。
唐代官员任职地方期间,亦多有题刻留存。长庆四年六月,时任宣歙池团练观察副使的杨汉公曾至宜兴,在洞灵观、张公洞等地留有题刻。开成四年三月,时任湖州刺史的杨汉公在公务之余率幕僚及子侄出游长兴顾渚山,于明月峡霸王潭留有题刻:“湖州刺史杨汉公、前试太子通事舍人崔待章、军事衙推马柷、州衙推康从礼、乡贡进士郑璋、乡贡进士曹璘,开成四年三月十五日同游。进士杨知本、进士杨知范、进士杨知俭侍从行。”这些题刻逐渐成为名胜佳迹,屡为后人观赏。如嘉庆六年春,钱大昕至吴兴顾渚山明月峡访得杨汉公霸王潭题名,并于《潜研堂金石文跋尾》详记其事。千余年后,唐代刻石已百不存一,而这些著录则为我们考察唐人的刻石活动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由于官职的变动,有的刻石要经过漫长的等待方能完成,甚至超过十年。如唐肃宗乾元三年七月,颜真卿书《天下放生池碑》,请求肃宗赐碑额,肃宗同意后,颜真卿即被贬为蓬州长史,刻石之事遂被搁置,先前置办的碑石也“委诸岩麓之际,未遑崇树”。直到代宗大历九年,颜真卿出任湖州刺史的第二年,因州城西之白鹤山多乐石,遂“采而斫之,命吏干磨砻之,家僮镌刻之,建于州之骆驼桥东”。门客建议集肃宗所赐批札中的文字刻为碑额,颜真卿撰《乞御书题额恩敕批札碑阴记》记其始末。颜真卿始终未能忘怀《天下放生池碑》,悬置心头长达十余年之久,他对刻石之事的重视可见一斑。
刻石作为一项日常活动,与唐人的诗文创作也发生了密切关联,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很多诗文本身即为刻石而作,特别是各类碑文、墓志等实用性较强的应用文更是如此。第二,很多刻石又反过来催生了新的诗赋创作。如大和九年,白居易过女几山,见裴度平淮西时所刻诗歌,引发诗兴,因作长诗,歌颂裴度讨平淮西之功德,并刻于后,以引起采诗者、修史者以及往来观者的注意。
有些刻石活动还会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如颜真卿因喜爱清远道士诗而将其刻石,并继作一首,一并上石。后来李德裕又有《追和太师颜鲁公刻清远道士游虎丘诗》,晚唐时期的皮日休、陆龟蒙均有和作。清代黄本骥编《颜鲁公集》时,将诸人之和作悉数刻入,并撰有案语:“今以李文饶及皮陆和作汇录于后,以见一时追和之盛。”颜真卿看似平常的刻石活动,却引起了后人的隔空唱和,其所刻诗歌的传播效果也大大增强了。
唐人频繁的刻石活动,在文学作品的保存方面也具有重要作用。刻石也有助于文学作品创作年代的确定。如杨汉公的霸王潭题刻为我们判定《曹娥诔辞》的创作年代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光明日报》1.13 孟国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