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沙的一家餐厅遇到一名抽烟的男士，让服务员劝阻后仍放话‘我把这支抽完’……”
近日，演员徐娇发文称，她在湖南长沙一家餐厅劝阻一名男士抽烟时，对方表示“这里又没有贴禁烟标志”。在徐娇试图拍视频留证时，该男士抢走其手机，并直接把烟头扔在了她的饭碗里。
此事迅速登上热搜榜，引发了热烈讨论。不少网友表示，在室内公共场所苦二手烟久矣，“室内公共场所吸烟，强迫身边的人抽二手烟”。也有一些人认为，在没有张贴禁止吸烟标志的场合中，“为什么不能抽烟”。
记者查阅公开资料发现，2011年3月，原卫生部公布修订后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中明确规定“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设置醒目的禁止吸烟警示语和标志”。饭店等场所属于室内公共场所，多地也陆续出台地方性法规、条例等明确室内公共场所禁烟，不少饭店、宾馆等室内公共场所也在显著位置贴有禁烟标识。
室内公共场所禁烟有法可依，为何现实中室内公共场合抽烟现象却屡禁不止？二手烟不仅对健康有害，也容易引发矛盾冲突，室内公共场所如何才能做到真正禁烟？
统一法规制定标准，促进室内禁烟共识
“难道室内公共场所禁烟不是默认的吗”“室内公共场所禁烟有没有法可依”，这是采访中多名受访者的共同困惑。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理事陈猛介绍说，2005年，我国与世界卫生组织签订《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后，全面推进控烟履约。2011年，原卫生部审议通过了《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该实施细则明确规定，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设置醒目的禁止吸烟警语和标志。室外公共场所设置的吸烟区不得位于行人必经的通道上。
他解释道，虽然有相关规定，但当前我国尚无全国性的专门控烟法律法规，控烟法条散见于未成年人保护法、烟草专卖法、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等法律中。控烟立法主要以地区性立法为主。根据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公布的数据，截至2024年5月，我国24个省份出台省级控烟相关法规，254个城市出台市级控烟相关法规。
“由于各地制订法规标准不一致，这导致了各地在禁烟范围、执法标准和处罚措施上的不统一，影响了政策的一致性和有效性。建议尽快完善立法，制定一部专门的全国性控烟法律法规，统一各地的禁烟标准和执法尺度。”陈猛说。
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12月13日国务院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2024年12月）》，对21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4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其中，《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一项修改为“宾馆、旅店、招待所”，删除了饭馆、车马店、咖啡馆、酒吧、茶座等5处场所。该条例将于2025年1月20日实施。
该变化使得一些人担忧，条例实施后，饭馆等场所不再被视为应禁烟的室内公共场所，在这些地方随意抽烟无法再受到管控。
在陈猛看来，《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中设定公共场所范围的主要目的是对这些地方的卫生条件、疾病预防和人体健康进行有效监管，但这并不直接影响这些场所是否应被视为禁烟的室内公共场所。禁烟规定通常由其他法律法规或政策来具体界定。例如，《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第十条规定，任何个人可以要求吸烟者停止在禁止吸烟场所内吸烟；要求禁止吸烟场所所在单位履行禁止吸烟义务，并可以对不履行禁烟义务的单位，向监管部门举报。这些规定旨在鼓励市民积极参与到控烟工作中来，形成全社会共同监督的良好氛围。”陈猛说。
强化立法政策支持，形成良好社会环境
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制定的《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中提出，到2030年全面无烟法规保护的人口比例达到80%及以上。
在陈猛看来，想要实现这一目标，须严格落实室内禁烟规定，但目前还面临诸多挑战。
陈猛建议，应强化立法与政策支持，不断更新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如推进全国性的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出台，明确规定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全面禁烟，并确定执法主体。还应考虑将电子烟纳入监管范围，在修订后的控烟法规中加入对电子烟的管控措施。此外，还应加大监督管理力度，一方面，地方政府要切实履行职责，加大对违反禁令行为的查处力度，对于屡教不改者依法予以严惩；另一方面，要建立有效的举报奖励制度，激发群众的积极性，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
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王旭认为，从吸烟行为以及引起的社会关系来看，吸烟应属于环境法调整的范围，禁止室内吸烟在环境法上具有可行性。从法律经济学角度分析，烟草市场需要国家干预，这包括干预烟草的生产、制造、消费；从对国内公众进行的公共场所禁烟情况的相关调查来看，公共场所禁烟已经成为公众共识，公共场所吸烟的处罚规定已被相当一部分人认可。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王旭说，在法国，由“香烟警察”贯彻禁烟令，在不丹，外国烟民入境需缴相关税费，在英国，曾有父母因“太能抽”导致其丧失对幼子的监护权。“为了有效禁烟，完善地方立法，可以借鉴国外有效经验和方法，制定和完善地方性法规，提高抽烟者的整体素质及自律性。”
（《法治日报》1.1 孙天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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