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语言学家”

    方有林老师把他积十几年之功撰写的《吕叔湘传》书稿寄给我，我一口气读完，心情很不平静。书稿又一次唤起我对吕叔湘先生的回忆，他的音容笑貌，伴随着文字间一个个历史事件，栩栩如生地展现在眼前。不光是我，我相信这本书的读者都会感触到一个生动立体的吕叔湘，那位儒雅睿智、亲切和蔼的吕先生，从书中缓缓地向读者走过来。

    比起同时代许多著名学者，吕叔湘先生的相关资料不算太多。全面的传记几乎没有，回忆文章也有限，这跟先生一生低调务实的风格是直接相关的，当然也给作传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在先生身边工作时，就多次见到他婉拒采访；先生日常做事，凡是有可能产生新闻效应的，他都习惯性地避开。先生固然是个名人，但他更愿意远离热度，静静地在书房里读书写作。他的人生舞台主要是在文字上，而不是在聚光灯下，他的生活方式注定是不会产生多少新闻度的。远离尘嚣的吕先生，并不是在静心“修行”，他也有不为人知的“火热”：在他那间狭窄的书房里，我数次见到先生汗流浃背地给堆积如山的图书打捆，默默地寄往家乡的中小学；或是在灯下一笔一画地给普通读者复信，耐心解答问题；或是让我帮他到邮局寄还有关单位给他的专家费，或是不事张扬地一笔笔寄出捐助……发现吕先生“新闻”稀少的过程，恰恰成了发现他人格伟大的过程。

    史料不全的情况下，如何还原吕先生的生平事迹？方有林老师并没有被这个难题困住。他大量查考先生履历的相关记述，或是先生经历的学校、机构的各种史实记载，或是与先生同时、同事的学人回忆，更广泛查考各类校史、方志、传记以及文学作品等，从各个角度锁定特定的历史场合，勾勒出吕先生历史行程的每一个具体场景。这个做法并非仅仅是因为直接资料的不足所迫，其中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给读者提供一个个准确的时代坐标和历史定位，让读者在复杂厚重的历史背景中去理解吕先生。例如吕先生在东南大学求学的经历，是他人生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吕先生晚年还常说自己的思想是“五四”思潮在起作用。那么东南大学的现代科学精神与民主进步的校风，是如何塑造了吕先生一生的理想信念？方有林老师旁征博引，让读者对东南大学的进步精神有了鲜活生动的了解，自然对吕先生早期学术理想的形成就有了更深的体会。再如，我们都知道吕先生初次到北京是1925年暑假，那一年他在北京见识了什么，经历了什么，体会到了什么，除了先生自己晚年自述中的寥寥数语，我们难解其详。方有林老师却能详细征引有关记述中涉及的当时北京的政治形势和日常生活面貌，让我们自然而然地感受到那短短的一年京华履历，给吕先生的政治见识和民生体验产生了什么样的深刻影响。

    对吕先生前半生这些重要经历的钩沉索隐般的悉心考证，为我们揭示了青少年吕叔湘的人生底色，也帮助我们寻绎出了一颗伟大灵魂的塑造历程。在吕先生百年诞辰的时候，他的得意门生、著名语言学家江蓝生先生曾为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编纂的《吕叔湘》画传作序，江先生称吕叔湘先生为“人民的语言学家”，这也是了解吕先生后半生事迹的语言学同道的共同心声。先生之所以成为人民的语言学家，是跟他早年植根人文，体味民生，追求理想的经历分不开的。

    作为一位学术巨人，吕叔湘先生学术生涯的起点，他学术品格的塑造，都是起源于青壮年时期。吕先生晚年谦称的“杂家”二字，实为其身为“通家”的知识结构的真实写照。语言学家俞敏先生也曾经深有感慨地说：“记得王引之说过作学问有三难：学、识、断。我看还应该加上组织综合能力跟抽象能力。要培养这种能力，自然科学训练很有用。叔湘先生有这么大成就，可能得过他受的自然科学训练的力。”俞敏先生深知吕先生学术素养的来历，才下此断言。

    方有林老师从事语文教学研究多年，对于吕叔湘教育思想的研究，他最有心得。吕叔湘语文教学思想的精神贯穿了这部最新传记，吕先生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成为他教学思想的最好注脚，也使得教育家吕叔湘、翻译家吕叔湘、语言学家吕叔湘、共产党员吕叔湘这几个为人熟知的侧面，在吕先生的理想追求和民族情怀这个至大主题上，建立起完整的逻辑联系。

    （《文汇报》2024.12.26 张伯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