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几何人生

    月前我在汕头参观了我出生的小洋房，也见到父亲走过的路。我现在年过七十，回顾走过的路，和父亲何其相似。只不过我屡遇明师，才有所成就。父亲去世后这61年，祖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改革开放大大地改变了整个社会，教育不断提升，国家欣欣向荣，华侨在海外也得到保护。

    10岁时，父亲教我古文，第一篇是《礼记·檀弓下》的《嗟来之食》，第二篇是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以后我才知道父亲在教我做人的道理。第一篇告诉我们做人的尊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第二篇描述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研求之乐，使我一生受用不尽。

    父亲写他的《西洋哲学史》，在引言中引用《文心雕龙·诸子》：“嗟夫！身与时舛，志共道申，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在学问上能够做出不朽的工作，这个宏愿一直激励着我。

    正如“孔子厄于陈蔡”，不朽的工作，不可能都是坦途，所以父亲说：“寻孔颜乐处，拓万古心胸。”做学问要达到这个境界，要学孟子说的：“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一个人的际遇，对生命的领会，会影响到我们对美的追求，对真理的认识。所以太史公年轻时遍历天下名山大川，访寻古代遗迹民情，始得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

    我13岁得到父亲的鼓励，开始对数学发生兴趣。父亲对我标示从哲学高台看众学的重要观点，海纳百川，而又要脚踏实地、虚怀若谷，以成就不朽之业。为学需要标心于万古之上，送怀于千载之下。这样的胸怀，对我一辈子的行事为人，影响甚深。

    父亲去世后，我心情相当波动，也开始了解人情冷暖，家庭经济极度困难，能否继续读书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在极度哀伤的心情下，我决定继承父亲的遗志，这辈子必须要做出一番不朽的事业，因此必须继续我的学业。为了能够按时交学费，我必须忍受别人的歧视，必须承接别人的白眼。在这个时候，才终于体会到孟子说的：“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

    高一那一年，我对历史特别感兴趣，阅读吕思勉先生的《中国通史》，开始了解中国古代的历史，也培养了我的家国情怀。在书中的最后一页，吕先生引用了梁启超翻译的英国拜伦的诗篇，是拜伦在希腊看到波斯古墓而吟咏的作品，中间有句说，“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这首诗一直在鼓励我向上。

    我决定要在学问上出人头地，当时实在没有其他道路可走。我可以望尽天涯路，但是我必须解决眼前的经济问题。最简单的办法是替学生补习数学，争取给家庭一点补助。我走遍了香港岛、九龙各地区，上门教授学生，我的第一个学生只低我一年级。收入也很微薄，但我还是兴致勃勃地去做。有时要走相当长的山路。为了争取时间读书，一路上拿着书本看，有时候也思考数学的问题。

    当时我读遍了能找到的数学书籍，有些书籍是从吃饭钱省下来到旧书档买的。这些书并不连贯，要看运气，都是从内地运出来的，有些是中学用书，有些则是大学用书。这样子念着，虽然不求甚解，但努力用功，还是有不少裨益。

    当时没有图书馆，我常跑到市区的书店，站在书架前看书，一看就是一个多钟头！书店老板居然没有阻止我，大概是认为我好学不倦吧。需要说的是，我看的书不是准备高考的书，任何有意义的书我都会阅读。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无论到什么地方，我总会带着一本书，一有空就拿出来看。

    念大学时，我常到图书馆借书看，但是那里书并不多，也不知道主流学问的方向，走了很多冤枉路。幸好得到一位年轻老师的赏识，推荐我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最终师从陈省身先生。这可以说是我做学问最大的转折点！

    陈先生的名字我早有耳闻。父亲去世那年，《明报月刊》转载了一篇文章，是陈先生的简要自传，叫作《学算四十年》。看了文章，我才知道中国有数学大师在海外，这使我茅塞顿开，有大丈夫当如是的感觉。现在在他做学问的地方念书，教授中又不乏大师，我的精神至为振奋！

    当年冬假，我20岁，完成人生中第一篇比较有意思的论文，次年夏天发表在《数学年刊》（Annals of Mathematics）上。陈先生休假回来得知后，一脸笑容，大概是高兴没有押错宝吧。毕竟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还没有毕业，由他力挺，进入了伯克利的研究院，虽然他是大教授，难度也还是不小的。他回到伯克利后，我请求他当我的博士学位指导老师。

    他对我期望很高，一开始就要我解决黎曼猜想，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但是我对这个题目的兴趣不大。陈先生很宽容，大概见我没有继续和他讨论这个问题，就放弃了要我朝着这个方向走。

    两个月后，他要求我在他的几何讨论班演讲，介绍我刚到伯克利时做的文章。这是一个著名的几何讨论班，能够在讨论班上做演讲是个荣誉。当天来了50多位听众，讲堂挤得水泄不通。听众中有约瑟夫·沃尔夫（Joseph Wolf）教授，他是陈先生在芝加哥大学时的博士生，是我演讲题目的专家，看来他很满意我的工作。过了两天，陈先生把我叫到办公室，告诉我可以毕业了，着实让我吓一跳。

    我自问学问还是不够扎实，还需要学习，但又考虑到香港家人经济不好，早一点毕业，可以让母亲和兄弟姊妹生活舒适些，所以听从了陈先生的建议。我师从陈先生，学习了复几何的陈氏特征类，对我的学问有裨益。陈先生60岁那年，在我行将毕业时，送了一本他写的书给我，书名叫《不具位势原理的复流形》（Complex Manifolds without Potential Theory）。他在书中亲题赠言，说：“余生六十矣，薪传有人，愿共勉之。”

    这几句话使我受宠若惊。30年后，我写了一副对联给陈先生，中间有句叙述此事：“留书赠言，墨迹犹在，相期未负平生。”父亲早逝，陈先生无论在学问还是在事业发展上的教导，影响了我一辈子。

    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在清华大学成立了求真书院，期望在未来10年，能培养出一大批中国数学领军人才，使中国基础科学得以自强于世界，不负国人的厚望！

    （《人民日报》12.21 丘成桐）